单霁翔，1954年7月出生。1980-1984年赴日本留学，从事历史性城市保护规划研究。回国后历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房山区区委书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为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获工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3月，获美国规划协会“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2014年9月，获国际文物修护学会“福布斯奖”。
　　出版《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等多部专著，并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

　　如今看来，当年的工作状态可谓“不堪回首”。就在接到通知那天之前的一周内，还经历了“南征北战”的过程：8月18日在吉林长春为市、县政府领导培训班做文化遗产保护报告；8月20日在西藏拉萨参加中国西藏文化论坛；8月21日在四川雅安参加茶马古道保护研讨会；8月23日和24日在福建福州分别参加全国生态博物馆、涉台文物保护总体规划评审，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福建基地启动，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揭牌等活动。
　　一周数省，这就是当年常态化的工作状况。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一路前行？除了文物人“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情结外，恐怕*主要的就是“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不断出现的问题、不断凸现的矛盾和不断涌现的挑战，将时间撕裂成一块块“碎片”，甚至一天之内要进行几次“脑筋急转弯”。如果不能针对闪过的想法及时停下来思考、面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静下来反思，就会陷于疲于应付、不堪重负的境地。城乡建设大规模展开的时期，必然是文化遗产保护*紧迫、*关键的历史阶段。只有“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夯实基础，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困难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心中有数，底气十足；在紧急的情况下，头脑清醒，敢于直面，坚守底线。
　　“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需要持之以恒，读书、思考、写作、归纳，早已成为每天的必修课。无论是在考察途中的汽车里，还是在往返的飞机上，抑或是在家中的书桌前，以电脑为伴，将考察的感想、调研的体会、阅读的心得及时记录下来。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梳理思绪、深化认识，长期下来，居然积攒下上千万字的记录，包括论文、报告、访谈、提案，林林总总，其中既有“一吐为快”的真实感受，也有“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还有“临阵磨枪”的即席表达。将它们汇集起来，既是一个时期实践经验的点滴记载，也是一个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综合纪实，还是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不息生命的心灵写作。面对这些海量且繁杂的“原生态”记录，早已萌生出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归纳的愿望。所幸天津大学出版社伸出援手，以“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为名，按照不同内容进行分辑分册，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建设、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实施和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
　　一路走来，吴良镛教授的学术思想始终像一座灯塔照亮我前行的方向。“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源于吴良镛教授所倡导的“融贯的综合研究”理论框架。就是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使制约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不断得以有效解决。实践证明：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建设、博物馆发展，在方法上、尺度上、内容上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三者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三位一体进行“融贯的综合研究”，则可以呈现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视野。
　　从1984年进入城市规划部门以来已经30余载，从1994年进入文物系统以来也已经20余年，其间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回忆。有幸在职业生涯的*后一站，来到故宫博物院，一方面继续享受紧张工作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得以将几十年来积累的体会应用于具体实践。

　　《博物馆的市场营销/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第三辑）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以及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涌现，博物馆的功能与职能不断拓展。1960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11届会议在巴黎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最有效方法的建议》中指出：“‘博物馆’一词系指以公众利益予以管理的任何机构，其目的在于通过各种方式保护、研究、增加，特别是为娱乐及教育之目的向公众展览具有文化价值的成套物品和标本，即艺术、历史、科学、技术藏品、植物园、动物园及水族馆。”这一建议充分肯定了博物馆的普及教育功能。1965年6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华沙召开了成立大会，并于1971年正式与国际博物馆协会相分离，建立了一个新的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非政府组织。于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摆脱了博物馆传统职能的束缚，得以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职能和影响。同时，国际博物馆协会也在调整博物馆功能和职能方面进行探索。1968年7月在科隆和慕尼黑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8届全体会议强调“应把博物馆视为真正向研究开放的机构，而不是一些传统的‘堂皇的隔绝’理论的支持者，或是一种私人领域”。1971年8月在巴黎和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9届全体会议的主题是“博物馆以人为本，今天和明天：博物馆的教育和文化角色”。
　　197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在当时国际博物馆协会主要领导人的倡导和推动下，国际博物馆协会在智利首都召开了著名的“圣地亚哥圆桌会议”，目的在于反思博物馆的社会作用，讨论博物馆如何对社会全面渗透的问题。该次会议除了有博物馆方面的专家外，还邀请了一批教育、文化、科学机构的学者出席。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博物馆引入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大环境中去思考博物馆改革之路。H-戴瓦兰（H．de Varine）指出：“本次会议应该被视为一座将两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联系在一起的桥梁。”经过深入讨论，会议提出了关于“整体博物馆”概念。这一新的博物馆概念远远超出了对传统博物馆的固有认识，而是将博物馆与社会“整合”在一起。所以博物馆史专家认为，“圣地亚哥圆桌会议”所形成的“整体博物馆”思想，一次将一个新博物馆学运动公之于众，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新博物馆”，或称新类型的博物馆，例如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邻里博物馆、地区博物馆、整体性博物馆等，它们的核心特征有很多相近之处，其所依据哲学通常被人们称为“新博物馆学”。“圣地亚哥圆桌会议”所通过的《圣地亚哥宣言》，虽然没有使用“新博物馆学”的名词，但是其基本原则已基本确立。
　　1974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10届全体会议，主题是“博物馆和当今世界”。这次大会决定了国际博物馆的未来，所有与会者都清楚地意识到《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已经不适应博物馆的发展，不能再代表国际博物馆协会的真正目标，为此，决定对博物馆的定义进行修改，由此产生了新的章程及其新的定义，给予博物馆面对社会、面对未来的新的意义，即“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不以营利为目的机构，它向公众开放，以研究、教育、欣赏为目的而征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上述定义获得通过，被看作各方面都认可的结果，保持了博物馆不同思想路线的平衡，保持了博物馆的平稳发展。虽然这个表述框架一直存在争议，但是一直沿用至今。1974年的博物馆定义，明确地规定了博物馆的属性：一是博物馆不以营利为目的；二是博物馆属社会公共机构；三是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为征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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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拍卖与文物保护
文物监管旧货市场初探
浅析博物馆使命与市场经营
在全国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
关于新时期博物馆功能与职能的思考
关于博物馆的社会职能
关于加强旧货市场监管的提案
在故官文化服务中心成立60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博物馆市场营销是一把“双刃剑”
在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签约仪式上的致辞
我国博物馆市场营销的探索
在“紫禁城杯”故宫文化产品创意设计大赛评选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故官博物院文化产品创意设计和市场营销
注重建设具有特殊意义的专题博物馆
国际博物馆市场营销实践初探
积极探索博物馆的资源筹措机制
探索博物馆市场营销发展路径
完善博物馆市场营销实现方式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