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教区沿革史》:
正如前文所述,到1946年国籍教区在中国138个传教区中仅占24席,其影响可谓微乎其微。没有国籍教区,何来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
4.培养选任中国主教不力延缓了本土化进程
面对20世纪40年代末剧烈动荡的中国政局,教廷没有想方设法积极培养选任更多的中国籍主教,特别是没有重视新升格的一些主教区、新成立的一些监牧区的本土化建设,丧失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外籍传教士一撤离,教区随之失去主心骨,成为一盘散沙。刚恒毅此前就清醒地认识到,“传教士为中国而来,但中国并不为传教士而设”。“传教事业只是服务,教会所以称为至公的,一般来说,教会该由本地人作主教为原则,但初创时期,客籍传教士是不可或缺的。等本地圣统建立后,客籍传教士晓得自己任务完成了,应立即束装他往,再拓展主的新园地。”1946年中国实行圣统制,这本应是大力培养和选任中国籍主教的机遇,但是绝大部分外籍主教都不愿给中国神职让出主教位。一个正面的例子是北京教区的满德贻主教(Paul—Leon—Comil Montaigne,1883—1962),1946年主动让位于中国籍枢机主教田耕莘。遗憾的是这样的例子太少了,如果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外籍主教全部出境,中国主教管理自己的教区只能是一种奢望。
1947年中国进入三年内战时期,许多教区的传教事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本土化进程迫在眉睫,遗憾的是由于教廷对中国政治走向把握不准,没有认识到加快选任中国主教的重要性,丧失了深入推动本土化进程的最后机遇,1944年至1947年12月底没有选任中国籍主教,1948年1月至1949年7月仅仅选任9名中国籍主教,而绝大部分教区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外籍主教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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