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商业文明与文学》：
从方勺所记可以看出，北宋和买制度救民与害民，均始于地方官，虽然朝廷推广的预买制度，本意是肯定其救民的作用，但是，北宋末有些地方官竟“不给和买本钱”，导致“民不堪命”。
北宋和买制度在军需国用绢帛方面发展为预买制度，而且预买制度本身也不断演变，这些特征在北宋政论文中也有一些反映。如仁宗庆历七年（1047）三司使张方平《论国计出纳事》云：“景佑年中，天下预买紬绢一百九十万匹，去年至买三百万匹，诸路转运司率多诉者，有司末如之何已。”②反映了因与西夏战争，北宋政府预买绸绢数量增多。而苏轼《上吕仆射论浙西灾伤书》云：“去岁恩旨，宽减上供额米三分之一，而户部必欲得见钱，浙中遂有钱荒之忧。轼奏乞以钱和买银绢上供，三请而后可。”③则反映了北宋预买制度主要起着救济灾民的功能。《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因修廨宇书》云：“今年漕司窘迫，实倍常岁。异时预买绸绢钱，常于岁前散绝，今尚阙大半，划刷之急，盖不遗余力矣。”④又反映了北宋政府一旦预买绸绢的本钱不足，就可能导致害民的情况。
“和买”一词，若从制度实施而言，在北宋主要表现在预买绢帛方面。但是，作为传统的概念，北宋人仍用它来指称政府公平地购买商人或平民的各种物品。如仁宗皇佑五年（1043）七月，诏减开封灾伤县分“和买草三分之一”，则马草也是官府“和买”的物品。此外，对于盐、香、蕃马等，北宋朝廷都曾有“和买”诏令。这种情况，在北宋人的政论文中也有反映。如神宗朝吕陶《奏乞罢榷名山等三处茶以广德泽亦不阙备边之费状》和苏辙《申本省论处置川茶未当状》，都主张在蜀地实行“和买”茶叶政策。实际上，北宋人对“和买”一词的理解是相关宽泛的，但凡官府向民间购买军需国用物品，都属“和买”范畴。
在各种“和买”之中，预买绢帛是为解决军国“衣”的问题，而“和籴”则是为解决军国“食”的问题。熙宁变法前，“和籴”主要是指官府向商人或农民采购粮食。熙宁变法后，“和籴”制度改革力度颇大。首先是“和籴”本钱改革，“熙宁五年，诏以银绢各二十万赐河东经略安抚司，听人赊买，收本息封桩备边”。其次是不仅向商人和农民采购粮食，有时还向弓箭手采购粮食，如熙宁七年，“陕西和籴，或以钱、茶、银、绸、绢籴于弓箭手”。再次是将“和籴”改名为“助军粮草”，“又有坐仓、博籴、结籴、兑籴、俵籴、寄籴、括籴、劝籴、均籴等名”，以更多途径和形式采购粮食。
尽管北宋“和籴”制度相对于唐代有较大的改革，在名称上也显得格外多样，但宋代文学中反映北宋“和籴”特征的较少，并且提及“和籴”的几篇政论文也不全是直接讨论“和籴”问题，如欧阳修嘉佑五年（1060）所写《论茶法奏状》提到河北“和籴”本与置场务专卖茶相关，而“场务尽废”之后，“和籴”必然用现钱，于公私皆不便，直接讨论的不过是置场务专卖茶的问题；范纯仁熙宁二年（1069）所写《条列陕西利害》提到“里外卖酒愈多，转致谷米耗竭，和籴不行”，目的是专论陕西专卖酒的危害性。不过，李觏《富国策第九》也有直接讨论“和籴”的内容，张方平《论京师军储事》还提到“和籴”本钱的来源：北宋“曲院、店宅务课利钱”是“和籴”本钱的重要来源之一；而沿边“和籴”本钱也不是每年都按常数分拨的，根据沿边粮食储备以及中央政府财政状况可以相机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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