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史学（第3辑）》：
在社会史论战中，史料的运用方面也存在着弊端，一是不重视史料，很少以可信的史料作为研究基础；二是曲解、割裂史料，以附会理论。在有关社会史论战的反思中，郭沫若检讨了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存在的失误，强调运用正确的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侯外庐提出应当以谨守考证辨伪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原则。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引言中曾指出：“历史研究，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这其实是他反思和总结《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史料运用上所存在的偏差而提出的历史研究原则。早在《十批判书》中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沫若就已经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古代研究上的资料问题”中有关“文献的处理”“卜辞的处理”“殷周青铜器的处理”进行了检讨。如他指出《周易》为战国初年的作品，却一向被认为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他从前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把《周易》作为研究殷末周初的资料，当然完全是错误的”。在处理殷周青铜器问题上，因“无条件地把（罗振玉）《殷文存》作为殷代的资料而使用，近来还有不少的朋友以讹传讹，我是要承认我的冒昧的”①。除了误用史料之外，《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还存在曲解史料的弊端。对此，郭沫若也进行了检讨。如根据社会发展理论，铁器的出现与使用是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他为证明西周是奴隶社会，提出周代——铁的出现时期，认为周由古公到王季再到文王，农业发达，“终于把殷也灭了。农业的这样骤然的发展又是甚么原故？便是铁器的发明！”②尽管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均未表明周代有铁器，他却据《考工记》“段氏为铸器”之“段”可引申为“‘铁’的意义”，说明其所做的镈器一定为铁器。《诗经·大雅·公刘篇》“取厉取锻”一语，他解释说：“厉是石器，锻，《毛传》训石，《郑笺》谓‘石所以为锻质’，则是铁矿之意。”从而论证西周有铁器。“《公刘》这诗是周初的文字，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在周初的时候铁的耕器是发明了。”①因铁器的发现，周室农业发达起来，终究将殷室吞灭了，而且完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奴隶社会。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中，他指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公刘篇》绝不是周初的诗，锻字的初文即是段字，有矿石，石灰石以及椎冶的含义，并没有铁矿的意思。我以前根据郑玄‘石所以为锻质’的解释认为铁矿，那完全是牵强附会。”据《诗经·公刘篇》“取厉取锻”一语，“解释为周初已发现铁，作为周人的生产力超过了殷人的根源。这所犯的错误相当严重”②。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运用史料方面的纠偏，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如认为以前将殷代作为氏族社会是低估了其生产力的发展，殷代应是奴隶社会。所以，他强调：“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有害。”③这是在总结社会史论战中史料之运用所得出的深刻认识。
侯外庐针对社会史论战中学者普遍忽视具体史料，以公式对公式，教条对教条，以及运用史料的随意性，强调史料考辨对正确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重要性，认为“必须接受清代学者考证的传统”“必须接受卜辞金文家的传统”④，为中国古史研究的路径之一，并将“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作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原则。他指出：“科学重证据，证据不够或不适当，结局就会闭门造车和主观臆度。”具体说来，必须勤恳虚心吸收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再进一步或改进或订正他们的说法。第一，要弄清资料的时代，不可张冠李戴。“例如，引用《书经》的，如果拿《商书》当做殷代的作品去论证商世，就会大上其当。如果拿《周礼》来论证周初的制度，就会犯错误。”在社会史论战中，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因对有关资料的时代没有考证清楚，就出现过此类的错误。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