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令人困惑,在科赫关于炭疽病原学的报告里,他压根没有提到巴斯德的名字。是一时疏忽,还是有意为之?让我们姑且相信科赫是无辜的吧!前文中已经说过,他是个偏僻地方的小医生,细菌学知识全凭自学,没有图书馆,没有老师。他可能的确不了解巴斯德的研究工作,毕竟这些成果首先隶属于化学和物理,离医学很遥远,后来的发酵和蚕病也与医学及公共卫生无关。当然,我们后面会看到,巴斯德对此不以为然。除了研究领域的因素以外,语言也是一个问题。科赫基本不懂法语,在巴斯德关于炭疽病的论文发表之后,1877年7月15日,科赫写信给科恩:“巴斯德关于炭疽杆菌培养的内容很有意思,我要是能读法语原文就好了!”巴斯德其实也一样,尽管在1852年德国之行中他多次提到“想学德语的强烈愿望”,实际上他的德语跟科赫的法语水平差不多。
巴斯德了解到科赫的论文时,自己正在和发酵“难解难分”。1875年6月到10月,就在科赫开始研究炭疽的同一时间,巴斯德在阿尔布瓦建了个实验室,研究酒精发酵。1876年6月,科赫的论文刊登之前没多久,巴斯德发表了《啤酒研究》,展示了他战后从杜克洛家开始的研究成果。诚然,他也曾因为蚕病涉足过传染病领域(1865—1870),但始终没有下定决心踏入人类和动物的疾病研究。要进入医学的迷宫,他感觉自己还未准备充分。也许科赫的文章是个契机,燃起了巴斯德的兴趣,让他战胜了犹豫,带着一贯的激情和充沛的精力打开了新学科的大门。
巴斯德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后人也只能凭空猜测。或许是出于自尊心、爱国情感以及认定科赫没有说服力的直率信念?说自尊心,因为他认为微生物对传染病的影响,应该是他发酵研究的必然推论,这是他的课题。结果这一理论却是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医生完成了论证,怎能不让他恼火呢?尤其这个医生还是德国人,来自他从战争爆发就深深仇恨的国度,这就更让他无法接受了。最后一点,他分析和指出了科赫和达维恩实验的缺陷。在他看来,这些实验是有争议的,不可能说服大多数认为疾病在人体和动物体内自然发生的医生和兽医。正如1877年8月他给兽医布莱的信中写的:“按照达维恩和科赫……的做法,把一滴感染了炭疽病的血液混入水中,混入纯净血液中,混入血清或眼房水中,然后把混合液植入动物体内,造成动物死亡,这样做还是会让人对致病原因存疑。”因为无论是达维恩植入未经稀释的血液的做法,还是科赫植入有限稀释液的做法,都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致病因子存在于病血中,但并非炭疽杆菌,而是别的物质。
于是轮到巴斯德登场了。1877年年初,他开始了艰难的工作。与科赫不同,巴斯德有装备,有工具,有自己的实验室,有自己设计的一套器材,尤其是有20年科研经验造就的精良技术。他可以无限地复制细菌,他也知道哪怕是稀释度很高的微生物,在有利的环境下也能轻易繁殖。对炭疽杆菌来说,这个有利环境就是尿液。他找了高师毕业的学生儒勒.茹贝尔做助手,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以证明仅有炭疽杆菌就能导致炭疽病。4月30日,他向科学院通报了实验结果。他采用了科赫的重复移植细菌的原则,但通过大量稀释,对科赫实验的不确定因素予以纠正。杜克洛详细介绍了具有决定性的实验:“我们的做法是,连续培养炭疽杆菌,每次做新的移植时,从前一次的培养里只抽取一滴,滴入大约50毫升的新尿液中。稀释比例,第一次是千分之一,第二次是百万分之一,第三次是十亿万分之一。十几次之后,这个比例已经微乎其微,以致用于第一次培养的血液的原液,在最后一次实验中变成了沧海一粟。这滴原液中的所有成分,即我们想研究是否有致病性的那些成分,不管是红血球、白血球,还是任何性质和形状的细小粒子,要不就是在环境改变时被摧毁,要不就是在极端稀释后融入‘汪洋’,难寻其踪迹。只有炭疽杆菌存活了下来,它在每一次的培养中都能大量繁殖。这最后一次实验得到的培养,任取一滴,仍然具有跟原液同等的威力,能轻易杀死一只兔子或是一只白鼠。因此我们证明,具有病毒性的只能是炭疽杆菌。”
就这样,巴斯德给炭疽杆菌的病原学实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一方面,正如他在1877年4月30日说的那样,他承认科赫描述炭疽芽孢的论文是“一篇杰作”;另一方面,他是否又想从科赫获得的荣耀中分一杯羹呢?人们对此莫衷一是,即便是与巴斯德最亲密的学者也无法给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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