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中国哲学合法性进行质疑无碍于中国哲学的存在和其成就之伟大,也无碍于当代学人对它的研究。其实,这种挑战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与其说是一场危机,不如说是一种动力。它的积极因素远远大于消极因素,其建设性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中国学者在考虑中国哲学研究的国际对话和国际接轨的必要性的同时,自然会对原来自以为是的东西重新思考,甚至有考虑对中国哲学史的学术体系进行系统重建的可能性。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所以受到外国学者的质疑,首先说明中国哲学没能得到中国学者较好的阐释,更没能走向世界,造成外界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认识不足。这首先是中国当代学术实力弱小和国际传播力的局限所致;其次是外国学者一直对中国文化抱有偏见的一个表现。试想,如果中国当代学术成就非常丰硕,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强劲的影响力,怎会出现这种局面?这首先不是中国的历史文化成就不足以让人重视,反倒是当代中国学术实力不足的证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没有声音、少有影响,不仅仅在各学科领域不能显示存在,在解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方面也没有自己的学派和立场,只能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没法与外国学者对话并拥有发言权。一言以蔽之,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学者没啥“话语权”,在中国问题上,也是外国学者的话语体系(discourse)占据主导地位。那些英文类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名著或畅销书大多是西方学者写的。有时候你读了西方学者的那些书觉得他们简直是信口雌黄,硬伤俯首皆是。你不得不痛心哀鸣:中国学者都在哪里?这不仅仅是一个“西方中心论”或“文化帝国主义”定性就能解释得了的。
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与西方是不一样的,其历史地位和功能也不一样。古希腊哲学在米利都学派产生以前基本是空白,而中国哲学和形而上学在春秋前已经蔚为大观,形成了传诸后世的基本的体系和方法。比如,《易经》已经成书,其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奠定了春秋、战国时代哲学体系的基础,对后世中国哲学的发展也是决定性的。中国哲学的源头不能只从老子、孑L子等人算起,因为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源头早于孔、老学说。中国哲学和形而上学思维从伏羲、黄帝、周文王和周公等算起当然也不合适,但是,那些假托在他们名下的思想成就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这是西方学者的惯常思路,也是他们的局限。
套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的思路,从孔子、老子等哲学家开始构建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或描述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就会将中国哲学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忽略掉。而且,一些不伦不类的生搬硬套更不利于把握事情的本质,比如以孔子套苏格拉底或柏拉图,以朱熹或理学套康德,或以整个儒家思想套康德哲学,很牵强地炮制一个中国哲学的“道德形而上学”等。这使中国哲学的面目显得愈发支离破碎。找对中国哲学的原始追问就等于找到了中国哲学的源头或根基。“道”是中国哲学最根本的概念,而且它是贯穿整个中国哲学史的从未退场的最高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任何一个所谓形而上学概念都比不过它,包括“逻格斯”、“存在”、“理念”、“善”、“规律”等。
有人认为西方的“逻格斯”或“求真”传统是形而上学的精髓。这当然没问题。但我觉得比较片面,比较狭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认为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主要体现在思维方法和理论体系的连续性或继承性上。他们建立了一个普遍意义的思维方法和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用于探究世界,解释世界,最后成了普世的方法和体系。这种传统正是从古希腊开始的,虽然中世纪沉睡数百年,但在近代又被唤醒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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