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这三个极其伟大的人物认识到这一点都经历了相同的转变，然而都必然会使每一个这样的人感到目瞪口呆：他们企图用他们那天真幼稚的自我意识的根本不合事实的“但我确能做我想做的”说法来否认有充分根据的真理。
康德就在这些离他最近的先驱后，把验知的性格由于动机而被决定去行动的这种必然性，看作是一件不但在他，而且也在别人那儿，都是已解决了的问题，而不想重新再去证明它，这就不会令我们感到奇怪了。他的《关于一般历史的观念》（Ideen zu einerallgemeinen Geschichte）就是这样开头的：“人们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有可能把什么看作是意志自由的概念呢？那就是同一意志的现象，即人的行为，和每一种别的自然事变完全一样，都是按照普遍的自然法则被决定了的。”在《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第1版第548页或第5版第577页又说：“由于验知的性格本身必须是来自作为效果的现象，和来自给予经验的同一现象的规律，因此人的一切行为在现象中，是由他的验知的性格和同时起作用的其他原因根据自然规律来决定的。如果我们能彻底研究他的任意性的一切现象，那就绝不会有人的哪一件行为不是我们不能肯定地加以预言和根据它的前行条件把它看作是必然的。因此，在看到这一验知的性格时，就不会有自由，和根据这一性格，我们确实可以只考察人，如果我们只是想观察，以及就像在人类学中一样，想根据他的行为对其动因作生理学的研究。”第1版第798页，或者第5版第826页上同样意思的话：“意志也可以是自由的，但只是指我们的想要（Wollen）的可理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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