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永平，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分别于1984年和1987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93年前往荷兰留学，2001年获荷兰莱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6-1997年和1997-1998年为撰写博士论文两度赴台湾研究，成为首位持大陆护照在台湾大学注册的博士生。1987-1993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同时担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助理。2001-2002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2年4月回国进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教，同时担任主编，创办《公共管理评论》。2007年5月开始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为政府与市场、产业政策、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台湾政治与经济、两岸关系。

　　《公共管理评论》常设“论文”、“评论”、“教育”、“书评”四个专题，“论文”专题发表原创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章；“评论”专题刊登对学术流派、学术理论、学术观点和学术发展状况的评论文章以及学术会议或其他学术活动的介绍和评论文章；“教育”专题刊登探讨公共管理学科与教育发展方面的文章；“书评”专题刊登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及其相关领域新近出版的中文和外文著作的介绍和评论。

　　《公共管理评论2017年第2期 总第25期》：
　　尼斯坎南的官僚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理论能够解释官僚的那些看起来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行为选择。此外，虽然激励对官僚的作用有限，但是激励依然是不可忽视的解释因素。尽管官僚的薪酬在短期内也许与他们的实际工作绩效无关，但是从长期来看，他们的晋升至少部分取决于他们既往的能被观察到的绩效。在中国，经常会将GDP作为官僚绩效考核的量化指标，所以说GDP导向的政绩观使得官僚天然地具有拉高GDP的冲动，导致项目的“大干快上”蔚然成风。然而，除了个人政绩，官僚还有一件更紧要的事情 规避政治风险。因为一旦潜在的政治风险被触发，再多的政绩都是零。为了规避政治风险，官僚遵循特定的政治程序行事，以确保他的所有行为都是经过其他官僚评估的，即集体决策，从而降低自己的政治风险。尽管集体决策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官僚对某一具体项目的贡献，但是官僚必须在政治风险与个人功绩之间做出权衡取舍，并且他们似乎更愿意进行这样的取舍。集体负责意味着个人不必负责。所以，烦琐的审批和集体决策是项目获得通过的必由之路。这样一来，官僚组织的特定政治程序导致繁文缛节却依然大行其道就不足为奇了。原因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官僚并没有对自己的工作承担成本，而是社会以依靠税收供养更多官僚的方式来承担。此外，跟官僚机构打交道的民众客观上也承担了一部分由官僚拖沓、延误所造成的成本。二是政治程序规定每个事由除了主管官僚以外，其他官僚也要参与决策。这种规定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在形式上遵循着官僚与所配置的公共资源之间的受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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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资本主义多样性与公共政策研究【蒙克】／3
国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进展与启示【李晓倩吕孝礼徐浩刘求实】／16
分析师关注能减少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吗？
——基于新会计准则下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吴亮】／35
制度冲突、变通能力与协作绩效
——基于政务服务中心运行实践的扎根研究【李晓方孟庆国】／48
评论
PPP是公共服务供给对官僚制范式的超越
——基于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治理视角的反思【欧纯智贾康】／65
IT技术对基层政府行为的影响
——一个初步分析框架【孙超贺巧玲】／79
书评
沟通“不确定性”：比较当代英美两国的媒介化政治
——评ModernPoliticalCommunication：MediatedPoliticsinUncertainTimes【王彦】／97
公民治理模型的民主与效率选择
——读理查德·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田铮】／106
民主概念、民主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重读乔万尼·萨托利的《民主新论》【龙雪岗程熙】／115
选民非理性与不良政策
——评布赖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田嘉】／124
霍奇金森的管理哲学思想述评
——读《领导哲学》有感【马正立】／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