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文化》：
所谓习俗，顾名思义是习惯风俗的意思，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因此有很多的习俗，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通俗”，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习俗。不仅因地域不同而习俗不同，不同的群体也有自己的习俗，例如我们熟知的僧人的习俗是诵经念佛，吃斋饭，戒酒色等；道士的习俗是登坛作法，铜炉炼丹。而徽商作为一个历史上著名的群体，也有其自己相对独立的习俗文化。徽商的习俗文化应该是涵盖了徽商在经营活动和生活中，经过时间沉淀、逐渐成为大家约定俗成和认可的习俗、主要包括徽商的认知习俗、徽商的经营习俗和徽商的生活习俗。
一、徽商的认知习俗
认知成为一种习俗，这可能是徽商习俗的一个最为突出的地方。徽州自古有“东南邹鲁”的美称，之所以有此称谓是因为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徽州人的祖先大都来自北方的大家士族，属于统治阶级，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正统教育，所以其子孙后代也深受其影响。中国古代是一个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读书取仕是第一等，经商是最后一等。徽商弃学从商，由首到末，其认知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徽商在中国称雄几百年，其认知习俗也逐渐被后人所认可和接受。
（一）对经商的认知习俗
徽州地区山多地少，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的说法。加之徽州地区人口稠密，经商也就成了徽州人的求生之道。徽州有句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他们之所以经商，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能够填饱肚子。光绪《婺源县志》记载了婺源籍徽商的事例，有很多都是因贫穷而经商：“源江应萃家贫往浮梁为佣，积累资金自开瓷窑。李士藻家贫佣工芜湖，后贷本经商，家道隆起。汪光球初家贫，习缝工，后业木苏州，积资两万两。”在徽商中有很多人是“由儒入贾”，放弃了读书取仕，考取功名这条路，转而进入经商这条路。如徽商查杰自幼聪明，但是为了改善生活，以更好地孝顺母亲，毅然决然放下自己的书本，拿起了算盘走入商界。有的则是在科举考试中落榜，但是为了出人头地，光耀门楣，选择了经商这条大多数邻里乡党走的道路，既有前人铺垫，又有人同乡同族相帮衬，这条道路对于心灰意冷的落榜士子而言不失为一条康庄大道。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是个重农轻商的社会，士农工商四类人中商人处于最后一类，商人常被人称为奸商或者贱商。虽然不被人重视甚至是歧视，徽商却不以经商为耻，反而作为振兴家族，光宗耀祖之路。“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这副徽州人的楹联道出了徽人重商的习俗。
徽商一直有一个“贾而好儒”的美称，这说明了徽州人崇尚读书。我们也都知道中国封建社会读书是与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紧密相连的。徽州人的先祖除了少数是土生土长的徽州人之外，大多数是为了躲避战乱而迁居于此的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历来讲究读书取仕，光耀门楣。因此经商与其先前的价值取向有所出入，徽商在有了雄厚资本以后大都会投资于家乡的教育事业，希望自己的亲族子弟能够走上科举这条道路，而与徽商齐名的晋商生意壮大了以后，就会不断地扩大规模，对教育的投入却很少。“从乾隆到嘉庆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人仕，而晋商区区22人”①。有的徽商也会自己给朝廷捐纳饷银，获取功名，借此实现自己获取功名的毕生心愿。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论断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恩格斯也说过“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之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因此一个地区的经济基础也决定了这个地区的教育水平的高低。徽商经商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希望能够在积累了巨额财富之后，给家族的子弟提供一个更好的受教育的环境，例如兴建好的书院，购置大量的书籍，聘请更好的老师，帮助子弟解决科举考试所需不菲的衣食住行及笔墨纸砚的费用。徽商对于经商的认知不同于以往，对于商人这个社会地位最低的职业，徽商不是持鄙视的态度，而是把经商与科举取士共举，以商业上的成功来促进科举上的成功，借助科举上的成功来提高其社会地位并助力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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