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良，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东吴智库研究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基层治理研究。近年来发表了30余篇学术论文，30余篇政策评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3项。

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造成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生计结构在应对、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目标和风险时存在差异。由于我国区域面积广阔，现代化转型过程既非均质，也不同步，在不同区域结构下形塑出了不同的家庭发展模式，这也使得农民家庭在面对致贫因素时展现了较为悬殊的韧性差异。家庭是贫困治理的基本单位，有效的扶贫政策离不开对农民家庭的深度理解。


本研究以区域发展不平衡为主轴，以村庄社会为参照，以农民家庭为核心，构建认识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性质的三层分析模型，分别从影响个体行动的经济社会结构、文化教育模式、人生价值等方面，探讨了深度贫困区和一般型农业区两种理想类型区域的贫困发生机制。扶贫政策的有效性离不开对致贫原因的精准分析，而对不同区域农村贫困性质的分析有助于加深对致贫因素的认识。基于对中国农村贫困性质的认识，通过政策周期视角，本研究讨论了精准扶贫政策的设计、执行、评估环节以及后续的衔接政策，从而为总结政策经验，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完善政策流程设计提供重要借鉴。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器物之变，还有社会之变、价值之变。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进步、社会稳定，以及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等大政方针的确立，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新农村合作医疗、新农村养老保险以及低保等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稳定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为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确立了一道又一道保障线。温饱是长期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显性贫困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而这一问题在中国的发展与转型中正被逐步解决。当前农民面临着更深层次、相对隐性的贫困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转型。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速依旧高涨，但是出现了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化的问题。东部地区由于区位优势、人才集中，处于改革发展的先发位置，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中西部多数地区虽然受到了东部发展的强大带动作用影响，但在一些偏远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区，农民思想封闭保守，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巨大的发展差距使得村庄在东中西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以至于有人感慨：有的像欧洲，有的像非洲。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客观上使得不同区域所面临的贫困焦点存在较大差异。深度贫困区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仅使农民面临现代社会思想文化交流、收入增长等方面的诸多困境，还更容易滋生出贫困的亚文化，进一步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虽然现代国家将贫困治理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绝大多数深度贫困区农民也不存在温饱问题，但是发展动力不足、目标缺失成为贫困治理中的重要障碍。即便是在深度贫困区，面临着共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政策和市场空间，也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分化和发展不均衡问题。有的农民一边抱怨着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不够，一边自愿捐钱修教堂、盖庙宇，高大华丽的教堂与低矮破旧的房屋形成了鲜明对比；有的农民“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甚至沉迷麻将，对着扶贫干部放言“我脱不了贫，你们交不了差”……中西部多数地区的农民虽然温饱无忧、住房条件普遍不错，但是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在应对现代社会危机时依然较为脆弱，因病致贫、“一婚穷十年”、老年贫困等现象较为突出，村庄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农民有了发展焦虑。因此，仅从国家责任来认识贫困治理显然是不够的，转型期中国农村的贫困性质亟须深刻认识。
　　为了实现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承诺，为了维护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促进区域间平衡和充分发展，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脱贫攻坚战，从医疗救助、产业扶贫、教育扶智、移民搬迁、民政兜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精准扶贫是通过精细化的技术治理手段对脱贫攻坚进行更加周密的全过程监控，但是在央地关系的博弈中出现了政策走样，客观上使得扶贫绩效大打折扣。除此之外，反贫困政策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泛道德化、泛福利化、泛国家责任化的倾向，甚至一些地区出现了贫困户住楼房，多数勤劳的农户还住土房、砖房的怪现象。相当一部分贫困户愿意把钱投入非经济理性消费中，却不愿意在家庭发展方面进行积累和投入，还理所当然地把家庭住房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生活水平提升等视为国家责任。
　　先进的贫困治理理念究竟如何才能与中国的基本国情进行对接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精准扶贫政策在基层社会所遭遇的最大瓶颈在于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尽管政府设计了非常精细的统计表格，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尽管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回头看”，效果却不理想。政策意义上的贫困线划定虽然能够反映出一部分贫困问题，但是过于僵化，很难发现真正的贫困问题。低于贫困线并不必然贫困，高于贫困线也并不必然不贫困。中国农民是有产者，生活上自给程度较高，家庭收入中来自打工、非正规经济部分很难被精确核算，越是在贫困地区，农民经济分化越小，国家治理能力相对越弱，对于贫困的识别认证能力也就越弱。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很难用经济学意义上的贫困线来衡量，否则就会带来政策的僵化执行，难以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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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4
第三节 分析框架 15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篇章结构 21
第五节 核心概念 26

第二章 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历程 30
第一节 贫困治理的奠基之路 30
第二节 全面解决温饱问题 37
第三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40
第四节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与农村减贫道路 48

第三章 经济贫困与农民家庭生计模式转型 58
第一节 小农生产的时代性与生计模式类型 58
第二节 深度贫困区农民的生计特征：自循环型小农经济 62
第三节 一般农业区农民的生计特征：发展型小农经济 75
第四节 生计转型 85

第四章 文化贫困与农民观念的现代化转型 88
第一节 发展主义与现代社会的目标系统 89
第二节 深度贫困区：现代性伦理的缺失 93
第三节 一般农业区：现代性风险与转型之困 111
第四节 文化贫困 117

第五章 价值贫困与农民发展的深层动力转型 123
第一节 农民的人生价值与危机 123
第二节 深度贫困区：婚姻与生育 127
第三节 一般农业区：因婚致贫与光棍危机 137
第四节 价值贫困 144

第六章 绝对贫困治理：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 151
第一节 农村贫困性质变化与国家扶贫理念调整 152
第二节 精准扶贫中的识别政策 157
第三节 精准扶贫中的帮扶政策 171
第四节 精准扶贫中的评估政策 186

第七章 相对贫困治理：后扶贫时代的任务与挑战 205
第一节 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 206
第二节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 214
第三节 相对贫困治理的挑战 220
第四节 相对贫困治理的建议 227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237
第一节 转型期中国农村的贫困性质 237
第二节 国家扶贫理念转型与反贫困政策设计 242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未来设想 246

参考文献 248

附录1 田野调查 259

附录2 西县溪口村农户资料统计 260

附录3 广西壮族自治区精准识别入户评估表 268

附录4 中部某县扶贫干部填写的90项扶贫表格 273

后记 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