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政策组合对亲环境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将环境经济学、技术经济与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环境科学等学科的有关理论进行有机融合，着眼于综合考察环境治理的微观和中观层面，从异质性环境规制及其政策组合角度出发量化分析环境规制的影响。通过构建环境规制政策组合视角下的生产行为分析框架，归纳形成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综合运用多种实证方法，多层面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及其政策组合对于亲环境生产行为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提炼出异质性环境规制及其政策组合对中国亲环境生产行为选择的驱动机理。《环境规制政策组合对亲环境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研究丰富和延伸了环境规制与亲环境生产行为研究的内容和深度，为环境政策效果的评价和进一步优化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实证参考。

**章导论
　　**节本书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来，中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历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分析显示，1980年至2016年，中国实际GDP的年均增速为9.6%，超过了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①。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在1986年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在2000年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GDP为101.5986万亿元人民币，按照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4.73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1980年，中国人均GDP约300美元，大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2019年，按照现价美元估算，中国人均GDP*次超过1万美元大关，达到10276美元，大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2020年在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人均GDP仍继续小幅增长，为72447元③。1979年至2012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5.9%，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至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8.1%，居世界**位。2006年至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连续13年稳居世界**位。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近些年，环境污染事故屡见报端，雾霾和恶劣天气频繁出现，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环境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能源过度消耗、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和土壤污染等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据2015年10月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研究估计，2013年，环境细颗粒物（particulate matter，PM2.5）空气污染导致中国有91.6万人过早死亡①。耶鲁大学的《2018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指出，中国的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EPI）排名在世界范围内还较为靠后，成为PM2.5超标的“重灾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大规模粗放式消耗（张成等，2011;王林辉等，2020）。中国能源消费结构数据显示，煤炭消耗占国内能源消耗的近70%，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耗比重过大，在推动工业发展的同时，导致污染物的过度排放，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矛盾日趋尖锐。环境问题不仅影响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也制约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台了众多的环境规制政策，从早期的《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逐步发展到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污染物排放交易体系等。总体而言，这些环境规制政策经历了从单一到多样化的发展过程，从早期以命令控制型政策为主，逐步发展为目前命令控制型与市场型政策并用。随着所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数量的不断增加，政策系统日趋复杂，不同类型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加普遍，在一些行业事实上形成了以政策组合形式对生产进行环境规制的局面。
　　亲环境生产行为是指生产者在外部环境压力的作用下，依据自身情况和特点，做出的能够促进环境可持续性的应对行为（Wang et al.，2015a；侯聪美等，2020）。其具体包括绿色创新、清洁生产以及末端治理（Frondel et al.，2007;杨洪涛等，2018;Tang et al.，2020a;王林辉等，2020）。亲环境生产行为是中国经济实现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平衡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的非清洁生产存在先发优势，清洁技术研发等亲环境生产行为激励不足。政府虽通过环境规制政策措施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但政策效果仍不尽如人意。通过环境规制政策倒逼或激励生产部门采取行动提高污染治理能力和产品科技含量，进而促进亲环境生产行为，是设计和实施有关环境规制措施的*终落脚点，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早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必由之路。如何实施政策干预，破除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的两难困境，转变已有的高能耗、高排放的生产方式，促进生产者实施以绿色、可持续为目标的亲环境生产行为，减少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已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节文献综述
　　一、环境规制及其强度测度
　　目前关于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TS）的研究
　　主要分为两类。**类研究关注如何提升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性。第二类研究探讨碳排放权交易对于社会经济要素的影响。大部分**类研究考虑了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一些学者认为，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设定是决定碳排放权交易能否实现有效减排的关键因素（Tang et al.，2018；Tang et al.，2020a）。如果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和交易规模能够被准确预估，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性就能够得到显著提升（Crossl and et al.，2013;Tang et al.，2019;Lu et al.，2020）。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初始排放额度的分配才是决定碳排放权交易运行有效与否的主要因素（Tang et al.，2017）。
　　第二类研究探讨碳排放权交易对于社会经济要素的影响，依据研究方法的不同，大致分为两组。一组研究基于仿真方法，使用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Liu et al.，2017;Lin and Jia，2019）或数值仿真模型（Chen et al.，2020）。这些研究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于环境及经济的潜在影响。然而，由于这些仿真方法的结果高度依赖所假设的参数，相关研究可能无法全面反映碳排放权交易的真实影响（Yi et al.，2020）。另一组研究基于实际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一些学者发现，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无法有效充分地实现电力市场的碳减排（Cl6 et al.，2017）。近期的一系列研究显示，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显著减少了所涵盖区域的碳排放（Dong et al.，2019;Zhang et al.，2019a;Hu et al.，2020）。此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也促进了碳排放强度的降低（Zhang et al.，2020）。不过，Zhang等（2019b）提出这种降低作用仅出现在部分试点地区（如北京和广东）。已有研究还发现，中国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减少能源消耗、降低能耗强度（Zhang et al.，2019a）、促进新能源的运用（Fang et al.，2020），以及影响技术创新（Rogge et al.，2011;Fang et al.，2018）和绿色发展效率（Zhu et al.，2020）。
　　总体上，这些研究大多关注整个区域（如某省）（Dong et al.，2019;Zhang et al.，2019a;Zhu et al.，2020）或者所有产业的碳排放（Zhang et al.，2020），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所涵盖的实际范围不相符。尽管Zhang等(2019b）和Hu等（2020）的研究考虑了特定涵盖的行业，但是他们分析所用的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以及倾向评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ropensityscore matchingDID，PSM-DID）都无法剔除掉其他政策（如国家或区域层面的产业政策）的潜在影响（Hoque and Mu，2019;Lichtman-Sadot，2019），因此可能对估计结果的有效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碳生产率指的是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所对应的总产出水平（或产出的经济价值）（Kaya and Yokobori，1997;Rodriguez et al.，2020）。它衡量了某一时期内低碳技术的综合水平（Wang et al.，2019a），能够体现绿色创新的程度。提升碳生产率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低碳转型以及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Wang et al.，2020）。据估计，为了实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2025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中国需要大幅提升碳生产率（Iftikhar et al.，2016）。已有研究发现，影响碳生产率的因素包括经济规模（Chen et al.，2018a）、绿色资本投资（Li et al.，2018a）、技术创新水平（Du and Li，2019）、贸易开放程度（Zhang et al.，2018a;Meng and Niu，2012）、能源消费结构（Li et al.，2018b）以及城市化水平（Li and Wang，2019）。然而，鲜有研究分析碳排放权交易对于碳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相关的中介变量。
　　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已有研究主要采用以下四种方式：①根据政府出台的环境法规政策数量来衡量环境规制的强度。DechezleprStre和Sato(2017）利用政府出台的环境政策数量研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Li和Ramanathan(2018）利用中国政府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的数量，研究了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②依据污染治理投资额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Astrom等（2019）利用这一指标，研究了控制空气污染的*佳成本。Chen等（2017a）基于该方式，研究了中国钢铁企业生产和污染的效率。Millimet和Roy(2016）利用该变量并在政府环境规制是内生的情况下，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了检验。③依据污染物治理能力，如二氧化硫去除率、废水达标率等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Liao and Shi，2018;Yuan and Xiang，2018;Shapiro and Walker，2018）。④利用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来测量。Cai等（2016a）利用中国1998年实施的双控区准自然实验政策，研究了环境规制是否会驱逐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Chen和Cheng(2017）利用这一方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生产的影响。Tang等（2020b）研究了中国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总体而言，利用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来测量的方式使用DID或三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in-difference，DDD），能够有效剔除可随时间变化事件的冲击，使估计效应更为准确，同时还能避免数值型环境规制强度变量的测量误差或大量缺失的弊端。
　　二、生产者行为的影响因素
　　对于生产者行为影响因素的探讨，可以分为两种理论假说。
　　**种是考虑来自企业决策行为周期的影响，包括企业生命周期以及经济周期。一些学者认为，企业需要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调整其生产行为、投资目标与策略以及利润分配方式（Owen and Yawson，2010；Dickinson，2011;Thanatawee，2011）。公司的股权结构也会随生命周期变化（laRocca et al.，2011）。企业从成长期发展到成熟期会使公司高管出现过度自信的心理（Gervais，2011）。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当市场或行业出现波动时，企业会改变其行为。Covas和denHaan(2012）认为除部分大规模企业外，企业股权和债权融资的行为决策均为顺经济周期的。但Jermann和Quadrini(2012）利用美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企业股权融资决策是顺经济周期但债权融资决策是逆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同样也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持有，在经济上行阶段企业会选择持有少量的现金，而在经济衰退阶段则会增加现金持有(Bigelli and Sanchez-Vidal，2012）。来自中国的证据也表明，经济周期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持有，且民营企业

目录
**章 导论 1
**节 本书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3
第三节 本书研究价值与贡献 13
第四节 本书研究内容与方法 17
第五节 本书的创新之处 19
第二章 现实与理论基础 21
**节 中国环境政策演进 21
第二节 环境规制对亲环境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 27
第三章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 33
**节 引言 33
第二节 制度背景和理论分析 35
第三节 研究设计 41
第四节 结果与讨论 47
第五节 结论与启示 60
第四章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62
**节 引言 62
第二节 模型、变量与数据 68
第三节 实证结果 74
第四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 84
第五章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组合下农业污染减排分析：基于异质性视角 88
**节 引言 88
第二节 实证方法 91
第三节 数据与变量 94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讨论 96
第五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 103
第六章 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106
**节 引言 106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数据 110
第三节 研究结果与讨论 115
第四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 123
第七章 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农户亲环境生产行为的影响 125
**节 引言 125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 127
第三节 研究结果 132
第四节 进一步讨论 136
第五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 139
第八章 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组合下的农户亲环境生产行为 142
**节 引言 142
第二节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45
第三节 研究结果 149
第四节 进一步讨论 153
第五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 155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157
**节 研究结论 157
第二节 政策建议 159
第三节 研究展望 160
参考文献 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