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业态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区域、城乡、群体之间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公共文化服务业态发展研究》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历史沿革、制度建设情况，对数字公共文化服务构建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探讨了公共文化资源整合机制，进而提出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保障机制，助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方针的执行。《公共文化服务业态发展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业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可以为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提供参考。《公共文化服务业态发展研究》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涵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关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绪论
　　一、公共文化
　　“公共”（public）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意为“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在西方，“公共”一词，主要指与公众有关的，为公众的。
　　有些学者将公共文化界定为：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公共文化的公用属性决定了公共文化具有开放性、公共性、公益性、普惠性、体验式等特征。
　　公共文化服务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培养人们的公共意识和文化价值观来建立群体对文化的认同感和对社会的归属感，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文化整合。从外延上来讲，公共文化具有群体参与性和资源共享性等特征，以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场所为物质载体，带动人民群众积极进行精神文明建设。
　　数字时代，公共数字文化是指以财政投入为主，以满足民众基本的数字文化需求为目标，以资源数字化、传播网络化、技术智能化、服务泛在化、管理实体化为表现形式，具有公益、普惠、均等、公开、透明、互动等特点的文化。此外，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全方位的，包括制度、设施、资源、服务与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内容建设。
　　二、公共服务
　　考察人类政治思想史，“公共服务”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智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关于国家起源及其公共性问题的讨论。然而，公共服务作为一个概念被明确提出却较晚。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两个：一方面，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的政府管理研究经历了重要的经济学转向，公共物品理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市场机制难以有效提供，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和保障。这种理论的兴起为公共服务概念的明确提供了理论基础，强调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民主政体的建立及福利国家时代的到来，使公共服务建设成为政府工作的重心。伴随着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公共服务”概念逐渐形成。
　　较早对“公共服务”进行界定的是法国学者莱昂 狄骥。1912年，他从公法的角度将公共服务定义为，任何因与社会团结的实现与促进不可分割、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规范和控制的活动，因此它具有除非通过政府干预，否则便不能得到保障的特征。
　　李军鹏教授提出，公共服务是指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总称，它是由以政府机关为主的公共部门生产的、供社会所有公民共同消费、平等享受的社会产品。他认为，理解公共服务概念需要把握两个基本点：一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二是公民平等享受。李军鹏教授还将公共服务做了类别区分，即分为维护性公共服务、经济性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三种。
　　“公共服务”这一概念，来源于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服务”的界定应同时关照价值维度和事实维度。在概念内涵上，应当致力于探寻公共服务的价值规范；而在概念的外延上，应当注意其现实的政策指向。因此，公共服务可以界定为：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保障公民权利而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它以增进人民福祉和提升社会福利为目的。
　　社会公共需要是国家公共服务的逻辑前提，人权保障是现代公共服务的逻辑起点，我们需要以公共需要为基础、以公民权利为内核来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一个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概念。从公共服务的逻辑前提—公共需要出发，公共服务是与主权性事务和人权性事务相联系的，它在职能空间上包括维护性公共服务、经济性公共服务和社会性公共服务。从现代公共服务逻辑起点—人权保障出发，公共服务是公民社会权利的实现形式，主要指的是社会性公共服务。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服务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事项，它不仅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扩容，还会随着国家职能中心的转移而转化。因此，公共服务的概念界定，应该考虑时空变量和现实情境。
　　三、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理念产生的背景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失灵是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二是西方学者直面公共文化危机问题，探讨如何建构良性公共服务；三是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准则；四是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政策的不断调整，为我国提供了借鉴。
　　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服务的一种，如同医疗卫生服务、教育服务一样，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公共文化体系的理论背景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或政府再造运动，以及后来因反思新公共管理之不足而兴起的新公共服务运动。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出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型；二是文化体制改革催生了公共文化政策调整。
　　“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服务领域的概念，大致经历了从群众文化到公共文化服务的转变，并*终成为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利与社会治理的代名词。“公共文化服务”概念的演变，扩展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和视野；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经历了从宣传教育到公民基本文化权益获得，再到向民生治理延伸的转变。
　　围绕“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和范围，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宋先龙（2011）认为，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务是指为了保障公民基本的文化权益，向公众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包括为全社会提供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陈文权和张立强（2012）认为，公共文化服务是指以政府部门为主的公共部门提供的、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生活权利为目的、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称。
　　蒲油新（2014）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就是通过发展公共文化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文化互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着力提高全体公众的文化素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享受的服务行为。
　　王平和李舒杨（2022）认为，公共文化服务是指各种类型的公共文化机构、公共文化空间和平台向个体提供的文化资源体验、感知、学习等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公共文化服务是指在政府主导下，以税收和财政的方式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过程和活动。广义的公共文化服务包括公共信息服务和文化政策服务、文化市场监管服务。简而言之，公共文化服务就是现代服务型政府应有的文化管理职能。而狭义的公共文化服务是提供文化类公共产品，如公共图书馆建设、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等一些具有基础建设性质的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简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规定，公共文化服务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相对于文化，公共文化的辐射范围较小，一般指能为广大社会公众所接触或享用的物质或精神的产品或设施。而公共文化服务则是公共文化的实现形式。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文化与公共服务交叉相融的概念，它既是隶属于公共服务领域的文化，又是隶属于文化领域的公共服务。公共文化服务指基于社会效益，不以营利为目的，为社会提供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文化产品的资源配置活动。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可分为政策肇始、政策探索和政策深化三个阶段。“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加上“现代”两字，突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时代性、创新性和开放性要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是现代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章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与评述
　　**节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财政对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我国文化事业经费逐年增加。2019～2023年，我国文化和旅游事业费逐年增长，从1065.02亿元增长到1280.4亿元。2023年的文化和旅游事业费比上年增加78.6亿元，同比增长6.5%。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文化事业经费投入总量稳步增长，财政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我国致力于推动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化制度实行的是政府一手包办的为政治服务的严管模式。当时的文化艺术机构都是公有制单位，政府部门兼具“管文化”与“办文化”的职能，文化产品和服务几乎全部由文化事业单位提供，经费上由各级政府财政给予支持。1949～1977年发布和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和群众艺术馆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对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水平与文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个时期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文化事业管理采用的是国家“一手包办”的保护模式，导致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存在单一化缺陷。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支持的单一性主要表现为管理方式单一、投资方式单一、参与主体单一、服务功能单一等方面。一方面，公共图书馆等机构没有决定服务内容和方式等的自主权；另一方面，群众接受什么样的文化服务也是相对被动的。这种单一的政策支持，势必会造成文化艺术工作者对文化事业单位的过度依赖，缺乏服务创新与功能拓展的动力，从而影响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正常业务的开展。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全面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积累了许多能够较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特色经验。全国各地积极丰富优质公共文化产品，推动将文化惠民成果落到实处，努力提高全民文化素养。1979～2017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流通人次从7787万次增加到7.45亿次，文化馆（站）举办活动次数从12.7万次增加到194.4万次。文物机构参观人次从2001年的1.13亿次增加到2017年的11.48亿次。另外，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文化立法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博物馆条例》《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简称《公共图书馆法》）相继颁布实施。
　　一、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确认阶段
　　该阶段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1978年初，在中国文化部部长黄镇的提议下，中央在恢复和健全文化部机关司局机构时，创建了群众文化和民族文化司，这对我国群众文化事业和少数民族文化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上海为例，1979～1984年，上海地方财政用于文化设施建设的支出共计3.42亿元，其中用于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事业的约1.1亿元。市文化局、市电影局、市新闻出版局和市广播电视局等文化单位的文化设施基本建设费达1266.6万元，比1950～1978年近30年总和（262.69万元）还要高，1984年上海全市文化事业拥有固定资产总值3.15亿元，与1978年相比新增7088万元。（蒯大申，2019）上海的公共文化事业得到了初步恢复和发展。
　　以辽宁为例，改革开放后，在政府主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下，全省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初步形成，辽宁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日益强化。1979～1982年，全省文物普查工作已基本完成，共调查发现古遗址、古墓葬及革命遗址等11100余处。1982年，辽宁省已实现县县有剧团、电影院、图书馆和文化馆，社社有文化站。全省有艺术馆13个、文化馆128个、文化站1311个。1983年，新建、扩建群众艺术馆、文化馆馆舍26个，全省公共图书馆馆舍面积达到8万平方米，阅览室座席达到9973个，全省95个公共图书馆共藏书1494万册，鞍山市在原文化站的基础上新建了鞍山市博物馆。
　　二、完善构建阶段
　　该阶段为1984～2005年，以中共中央提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标志。
　　1.公共文化服务相关政策的发布
　　经济体制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7年，文化部印发《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

目录
前言
绪论 1
参考文献 4
**章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与评述 5
**节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进程 5
第二节 我国公共文化事业的范围界定 11
第三节 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实践 15
第四节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发展历程及其时代特征 21
第五节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国家责任 23
参考文献 30
第二章 国外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与评述 33
**节 国外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历程 33
第二节 国外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特征 45
第三节 典型国家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 61
参考文献 103
第三章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 109
**节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体系框架及制定原则 109
第二节 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保障体系 116
第三节 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体系概述 125
第四节 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体系 136
参考文献 143
第四章 数字公共文化服务构建模式 145
**节 政府主导的数字化供给模式 145
第二节 社会力量多元参与协同模式 161
第三节 基于智慧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 176
第四节 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创新模式 188
参考文献 213
第五章 公共文化资源整合机制分析 216
**节 引言 216
第二节 公共文化资源整合元素分析 217
第三节 公共文化资源整合现状及对策 225
第四节 公共文化资源整合机制分析 229
参考文献 232
第六章 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保障机制与政策研究 234
**节 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相关概念界定 234
第二节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的保障机制建设研究 235
第三节 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政策分析 244
参考文献 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