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从水浒看宋代法律文化
第一章 从梁山好汉看绿林文化
“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名伶雅士、绿林好汉”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典型形象。其中，“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名伶雅士”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一条主线，与之相对，“绿林好汉”则构成另一条主线，尤在民间盛行。《水浒传》作为绿林文化的典型代表作品，其所体现的侠义文化精神值得我们关注。
梁山好汉作为一个群体性的人物经典形象，在《水浒传》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开篇中就提及，“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由此按照天罡星36星、地煞星72星来排定；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则排定了众星位次。观察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出身、性格品行、人生经历各不相同，聚义梁山的事由更是五花八门，其中，高官小吏、贩夫走卒、市井小民、和尚道士等各不相同，但在梁山泊之上，他们共同聚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之下，实现了在信念上的某种统一，从此意义上而言，梁山好汉可以视为绿林阶层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一 “绿林好汉”的称号缘起
根据《辞海》对“绿林”一词的解释：新莽末年，王匡、王凤等聚众起义，占据绿林山（今湖北大洪水），号称“绿林军”。后称聚集山林，武装反抗封建统治、诛锄恶霸土豪的好汉为“绿林”。亦用指群盗股匪。
由此可见，“绿林”的概念大致出现在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彼时王莽把持朝政，先杀汉平帝立两岁幼童刘婴为帝，后又废刘婴自立为帝，改国号“新”。王莽登基之后，试图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缓和当时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史称“王莽改制”或“王莽新政”。与其篡位的“决绝”相比，王莽的改革则显得颇为“癫狂”。针对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流民膨胀、苛捐杂税沉重等流弊，王莽试图力挽狂澜，但他有一种理想化、异常执着的复古情结。客观来讲，王莽推行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针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其一，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上古时期的井田制，将耕地重新分配，更改官制与官名，改革币制，废止奴隶制度，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均恢复西周时代的模式。其二，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篼政策等。但这一系列理想化的改革方案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好的结局，因为“在经济上，他以《周礼》讲的封建初期的井田制度来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用不准买卖人口来解决奴婢问题，前者是复古，后者仅仅是形式上的规定，自然都行不通。以小易大、用轻换重的钱币改革，再配合五均赊贷，使人民不论在交易或贷款中，都遭受深重的剥削。在政治上，王莽也一味地‘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来实施官名、地名的更改，频繁琐碎，只能造成无聊的纷乱，毫无实际意义。很明显，王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切改革措施，无不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除了成为全国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之外，别无可取之处”。由此，改革不仅没有解决西汉以来的各种流弊，反而激起了全国此起彼伏的起义浪潮，赤眉军起义与绿林军起义就在此时爆发。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