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功能孤*症为孤*症谱系障碍亚类，该群体在智力无损甚至超出常人的情况下，依然无法与人成功交流，其社会交往缺陷的核心表现为语用障碍，难以利用语境因素推导说话人的意图。《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的语用障碍研究》聚焦高功能孤*症儿童语言障碍的核心—语用障碍，在排除智力落后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更直接地考察了单纯由“孤*”引起的障碍表现，进而更好地归因。《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的语用障碍研究》研究是学科交叉的成果：在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指导下，采集并分析了500余名高功能孤*症儿童和500余名典型发展儿童语用加工的行为或电生理数据。在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的语用障碍研究》分别从语音、词义、非字面义、代词和语篇等层面，系统考察了语言各层面的异常或加工困难对高功能孤*症儿童语用加工的影响，构建了高功能孤*症儿童语用障碍的语言解释观，可为揭示孤*症谱系障碍的社会交往缺陷、探究有效的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章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的韵律加工
　　韵律是语言的超音段特征，包括音强、时长、音高等几个方面。在口语交流过程中，解读说话人的话语韵律模式是成功进行社会交际的重要环节。韵律不但承载了表明陈述或疑问这类基本的言语行为的信息，也能够作为焦点标记提示听话人注意说话人的意图，同时韵律还包含了情绪态度等层面的信息。听话人需要有效捕捉到说话人的话语韵律，才能够做出恰当回应，进而成功交际。当孤*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个体参与交际活动时，他们同样需要完成上述韵律加工任务，以听话人的身份推理说话人的语用目的。然而，社会交往缺陷是ASD人群的核心障碍之一，这就意味着ASD人群很可能在解读说话人的话语韵律模式上存在困难。尽管高功能孤*症（high- functioning autism，HFA）人群的认知和语言能力相对完善，但前人文献中也汇报了他们会产出非典型的韵律模式，且在行为层面表现出对韵律功能的理解困难（Chan & To，2016；Peppe et al.，2007）。
　　与韵律模式解读相关的基础语用推理是明确说话人的句调类型是陈述还是疑问。当说话人产出句末音高模式为上升的句子时，尽管句子可能并不包含疑问词，但该句子通常仍然表达了疑问，需要听话人回应疑问点。与之相对，当说话人产出陈述句时，句子的音高模式一般为句末下降。在汉语这种声调语言中，音高变化还承载了词层面的声调，声调有区别词义的作用。由此，HFA人群在依据句末音高模式来识别句子语调时，就可能会受到来自句末音节声调类型的影响。本章将探讨汉语HFA儿童在不同句末音节声调下的陈述-疑问语调的识别和加工表现。
　　焦点理解是语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对话语关键信息的捕捉。听话者能够通过韵律、词汇、语境等线索及时捕捉到说话者意欲强调的重要信息，理解说话者的意图。然而，除了对比重音以外，鲜有研究考察孤*症儿童对其他焦点标记的理解能力。因此，本章系统考察了汉语HFA儿童对句子默认焦点以及韵律、词汇和语境等焦点标记的理解能力。
　　如上文所言，除了陈述和疑问，听话人还可以从说话人的韵律表达中听出喜怒哀惧等不同情绪。情绪韵律是人类情绪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通过情绪韵律判断说话人的情绪状态在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情绪韵律附着在句子上，韵律信息会与句子语义信息发生互动，即韵律表达的情绪与句子的语义内容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不一致时，对听话人的语用推理能力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目前尚不明确汉语HFA儿童在情绪韵律和情绪语义两条线索共同作用下的情绪识别能力。
　　本章主要探讨的是汉语HFA儿童是否能够加工不同层次的韵律，完成语用推理。**节探讨了汉语HFA儿童在不同句末音节声调类型下识别和加工陈述- 疑问语调的表现；第二节考察了汉语HFA儿童对无标记焦点的理解以及他们利用对比重音、焦点标记词“是”和问答语境线索理解焦点的表现；第三节借助情绪维度理论，分析了汉语HFA儿童是否能够识别情绪韵律，以及情绪强度对情绪韵律的识别存在何种影响；第四节从情绪韵律和情绪语义两者的关系出发，探讨了汉语HFA儿童在韵律、语义两条线索共同作用下的情绪识别能力发展状况。
　　**节 声调对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语调
　　识别与加工的影响
　　一、引言
　　语调是韵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为在说话时音高的系统性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在句子、词或短语层面上发生。在口语交流过程中，听话人需要识别说话人产出的句子的语调模式，明确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例如，说话人说出了一个音高轮廓为上升的句子“一起喝咖啡？”，即疑问语调，那么听话人需要明白说话人向听话人提出了一个问题，需要听话人进行回答。Yuan（2011）指出听话人倾向于将高峰值或是末尾上升的音高轮廓判断为疑问，而将低峰值或是末尾下降的音高轮廓判断为陈述。汉语是声调语言，这就意味着除了区别陈述和疑问，音高变化在汉语中还起到了区别词义的作用。那么，句子末尾音节声调的音高变化，就可能存在与句子语调的音高变化一致的情况，如句末音节声调类型为二声（上升），语调类型为疑问（上升）；或不一致的情况，如句末音节声调类型为二声（上升），语调类型为陈述（下降）。前人研究结果表明汉语母语者在识别和加工语调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句末音节声调类型的影响。整体而言，无论在何种句末音节声调类型下，汉语成人对陈述语调的识别表现都好于对疑问语调的识别表现（Yuan，2011）。具体而言，相较于二声，句末音节声调为四声时，汉语母语者对陈述语调的识别表现*好（Liu et al.，2016a），即句末音节声调和语调的音高变化一致下降时，汉语成人识别陈述语调*为容易。而句末音节声调类型为二声时，汉语成人识别疑问语调*为困难（Yuan，2011），即句末音节声调和语调的音高变化一致上升时，汉语成人会表现出识别疑问语调的困难。与之对应，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技术探究汉语母语者在不同音节声调类型条件下加工陈述、疑问语调的研究发现，在前注意阶段，句末音节为四声时，汉语成人能够自动加工陈述和疑问语调的差异，而为二声时，陈述和疑问语调的差异未得到自动加工（Ren et al.，2013）。在注意阶段，Liu等（2016a）发现句末音节为四声时，汉语成人能够有效加工陈述和疑问语调的差异，但句末音节为二声时，汉语成人表现出困难。简要总结，现有研究在行为和神经生理层面为句末音节声调类型影响汉语母语者识别与加工陈述和疑问语调提供了证据。与之相对，现有研究发现语调变化并不会影响汉语母语者识别句末音节的声调（Liu et al.，2016b；Yuan，2011）。据此，我们推测，对汉语母语者而言，音高变化用于解释词汇声调的优先级高于解释句子语调（Braun & Johnson，2011），进而影响了语调和音高模式的直接映射（Liang & van Heuven，2007；Yuan，2011）。
　　在语调习得方面，5岁左右典型发展儿童（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简称TD儿童）已经能够表现出一定的陈述-疑问语调理解和产出能力，8岁左右就具备与成人类似的语调能力（Wells et al.，2004）。类似地，4—5岁汉语TD儿童的语调疑问句的产出数量增加（Li et al.，2016），且能够明确下降语调与陈述、上升语调与疑问之间的关联（Zhou et al.，2012）。因此，可以明确5岁以上的TD儿童应该已经具备一定的陈述-疑问语调识别能力。至于HFA儿童，现有研究结果*先明确了该群体在辨别和识别附着于语音刺激的音高变化方面不存在困难（Heaton et al.，2008；J？rvinen-Pasley & Heaton，2007；J？rvinen-Pasley et al.，2008a）。在语调产出方面，Peppe等（2007）汇报了一组6—14岁的HFA儿童在语调产出方面表现出了困难。同时，虽然该组儿童整体上与年龄较小的言语智商匹配的TD儿童在语调理解任务中有类似表现，但有部分HFA儿童会将所有的疑问判断为陈述。Su等（2014）发现4—8岁的汉语HFA儿童表现出了一定的利用语调线索区分“什么”的疑问和陈述用法的能力，但在依靠下降的语调线索理解“什么”的陈述用法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困难。然而，该研究并非直接探究汉语HFA儿童的语调识别能力。对汉语HFA儿童语调识别能力进行直接探究的研究则发现，一组6—16岁的汉语HFA儿童在辨别和识别由双音节词负载的语调上的表现均显著差于年龄和非言语智商匹配的TD儿童（Jiang et al.，2015）。然而，该研究未能进一步分析汉语HFA儿童在不同双音节词的声调类型下的陈述-疑问语调识别表现。因此，出于以下原因，尚不能明确HFA儿童，尤其是汉语HFA儿童的语调识别能力：①被试年龄跨度过大，可能年龄较小的HFA儿童在实验中表现较差，从而影响HFA儿童组的整体表现；②针对汉语HFA儿童开展的研究考察目标不同，未能获得一致结论；③对汉语HFA儿童语调识别能力进行直接考察的研究未能考虑到声调的潜在影响。
　　考虑到语调在口语交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声调对汉语母语者语调识别和加工的影响及前人针对HFA儿童语调识别能力探究的不足，本研究将探究5—7岁的汉语HFA儿童在不同句末音节声调类型下识别语调的表现和加工语调的情况。具体而言，将通过与同龄且智商匹配的TD儿童的对比，探究5—7岁的汉语HFA儿童在不同句末音节声调类型条件下识别陈述-疑问语调类型是否存在困难。同时，本研究将采用ERP技术探究两组儿童加工不同句末音节声调类型下的陈述-疑问语调的脑电反应，以明确汉语HFA儿童是否以与TD儿童相异的模式加工本研究中的语音刺激。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实验设置两组被试：TD儿童组和HFA儿童组。其中，TD儿童组通过网络在南京招募获得。共有29名年龄在4岁10个月至7岁9个月的TD儿童参与了此次实验。他们的视力或矫正视力、听力正常，右利手，学校和家庭内主要使用普通话交流。在参与实验前，以知情同意书形式告知家长实验的所有项目及施测方式并由家长签字确认。HFA儿童则在青岛某ASD儿童干预治疗机构中进行招募。*先，通过咨询机构老师，初步筛选出具有较好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及对教师指令有一定执行力的ASD儿童；其次，采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中国修订版（WISC-CR）和韦氏学龄前儿童智力量表（WPPIS）测试初步筛选出的ASD儿童的智商，并邀请智商在80分以上的ASD儿童参与本次实验。共有34名年龄在5岁2个月至7岁8个月的HFA儿童参与了本次实验。他们的韦氏言语智商、操作智商和总智商均高于80分。参与实验的HFA儿童均为右利手，学校和家庭内主要使用普通话交流。HFA儿童的家长在教师招募阶段即得知实验项目及内容。正式实验在获得家长和机构老师的许可后进行。
　　*终进入数据分析的儿童共30人，TD儿童和HFA儿童各15人。其中，因ERP伪迹过大而筛除11名TD儿童和9名HFA儿童，又因需要匹配两组被试的生理年龄、总智商、言语智商和操作智商而筛除TD儿童3名、HFA儿童10名。进入数据分析的TD儿童年龄跨度为4岁11个月至7岁9个月，HFA儿童的年龄跨度为5岁2个月至7岁8个月。两组儿童匹配了生理年龄、总智商、言语智商和操作智商，具体信息见表1-1。
　　（二）材料
　　为排除真音节带来的不同程度的语义激活的影响，本研究将三音节长的中性语义句“他说X”中的句末音节X设置为可以被拼读的CVV假音节承载声调。本研究采用了2（被试组别：TD儿童和HFA儿童）×2（声调类型：二声和四声）×2（语调类型：陈述和疑问）的实验设计。其中，声调和语调类型为被试内因素，共形成四类目标刺激。填充刺激的句末音节为CV或CVV，声调类型为一声。实验材料示例见表1-2。
　　普通话标准的女性发音人一次性录制所有语音材料。录制过程要求发音人无特殊情绪。所有语音材料均为单声道，量化位数为16位，采样频率为22.1kHz。使用Audition软件将目标刺激语音的句末音节前的语音时长调整至600ms。经过时长规整后的语音材料由不参与正式实验的16名成人对目标刺激句的语调类型进行了7点评定（1为非常陈述，4为不确定，7为非常疑问）。正式实验选取的材料中陈述语调评分均低于3分，疑问语调均高于5分。经过测评后筛选得到的正式材料，每种刺激条件下均为48条，共288条语音刺激。
　　（三）程序
　　本研究要求被试对听到的每一个语音刺激的语调进行陈述-疑问的迫选判断。由于儿童可能不理解“陈述”和“疑问”的概念，因而将问题设置为“你听听这是说了一件事情还是问了一个问题？”。实验分为练习实验和正式实验两部分。在练习实验开始前，主试向被试口头讲解实验任务，并以举例的形式确保被试理解任务。练习实验中包括12条句子，其

目录
总序
前言
缩略语
**章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的韵律加工 1
**节 声调对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语调识别与加工的影响 2
第二节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的焦点理解 16
第三节 情绪强度影响下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的情绪韵律识别 32
第四节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基于语言线索的情绪识别能力发展 49
第二章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的词义能力对语用加工的影响 60
**节 句子语境下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词的褒贬义加工 61
第二节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动词语义事实性加工 67
第三节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心理动词的话语生成 80
第四节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一些”的标量推理能力 93
第五节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同形词的识别及心理表征 104
第三章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的非字面义加工 114
**节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隐喻和转喻理解中语义知识的作用 115
第二节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不同常规度转喻加工的发展 125
第三节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空间概念“大”的隐喻映射 136
第四节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褒贬义的空间隐喻 146
第四章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的代词加工 157
**节 提及顺序对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人称代词加工的影响 158
第二节 重读对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人称代词加工的影响 163
第三节 隐含因果语义动词对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人称代词加工的影响 168
第四节 非语言信息和空间信息对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指示代词加工的影响 175
第五节 心理理论等对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指示代词加工的影响 189
第五章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的语篇加工 201
**节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的故事讲述能力 202
第二节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故事讲述任务中的指称能力 218
第三节 汉语高功能孤*症儿童的叙事能力干预 232
参考文献 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