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获奖书系
◆中国科学家爸爸思维训练丛书
◆跟随考古学家看考古、看文物、看中华文明
◆满足孩子探究历史的好奇心
◆帮助孩子形成用实物推测、证明历史真相的辩证思维方式
考古对于了解人类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书可以让青少年了解考古工作,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刻把握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发展规律,激发青少年对考古学的兴趣,拓宽青少年的眼界。
本书从考古工作者的视角,呈现了考古发掘工作的方方面面——考古是如何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认知的、考古是做什么的,以及与考古相关的趣事,还有考古的那些技术活儿和要遵守的规则,真正的考古工作是什么样的,如何成为考古学家。
这本书可以让青少年从考古工作者的视角去看考古、看文物、看中华文明,真正走近考古、感受考古、读懂考古。
第一章
考古改变
我们对
历史的认知
从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开始,我们的祖先就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三千多年来,无数祖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各类文字记录,为我们研究历史、探知过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需要注意的是,甲骨文出现之前,祖先已经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生活了近百万年,并没有留下可以释读的文字记录。文字出现之后,各种文字记录或有遗漏,或有夸张,不同身份角色的书写者们并没有记录下历史的全貌。
考古学家用手铲披露了文字出现之前的历史,并且用一个个考古发现补上历史文献的遗漏,纠正了历史文献的错误,用考古证据证实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多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可以说,考古学家们用手铲下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书写了一部别样的中华文明发展史。
中国文化从哪里来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是瑞典学者安特生于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这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彩陶,证实了中国存在发达的史前文化。但是安特生认为仰韶彩陶与西亚、中亚发现的彩陶具有相似性,因此仰韶彩陶文化可能是从西亚传播来的。
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测,安特生从河南出发向西探寻彩陶的传播之路。他在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更多的史前彩陶文化遗址,因此更加相信自己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这种观点逐渐发展成“中国文化西来说”,引起高度关注,尤其是在中国学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中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这种观点对本来就已经很脆弱的文化自信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中国考古学者因此也开展了探寻中国文化起源的道路。
1926年冬,后来被公认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带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开展考古发掘,这是中国学者主导的第一次考古发掘。1931年,年轻的考古学家梁思永在安阳后冈开展发掘,这次发掘与以前的发掘最重要的区别是,根据土质土色划分文化层,以文化层为单位开展发掘并统计遗物。这次的发掘成果非常重要,发现遗址的下层是以红陶和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遗存,证明了从史前到历史时期,中国历史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著名的“后冈三叠层”。
在此之前中国的考古发掘都是参照地质学方法,按照固定深度水平向下发掘,不区分土质土色。梁思永因此也被称为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奠基人。
1943年,留学归来的考古学家夏鼐开始负责甘肃境内的考古工作,几乎对安特生此前考察过的每一处遗址全部进行了再次考察,结果证实了甘肃发现的彩陶文化遗存(齐家文化)在年代上要晚于中原的仰韶文化,因此就不存在彩陶文化自西向东传播的可能性,反倒是从东向西传播。
彩陶从东向西传播,并且与后续的龙山文化、商文化一脉相承传播下来,证实了中国文化起源于本土,并且绵延不断地传承到历史时期,由考古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最终也由考古推翻。这是考古学在中国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极大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
夏朝到底存不存在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在背诵中国历史朝代表的时候,开头第一个就是夏朝。虽然夏朝写进了我们的历史教材,一直被当作中国王朝历史的开端,但夏朝的存在是一个被争议近百年的问题。20世纪初的多位著名历史学家都曾经怀疑过夏朝的存在,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没有发现和夏直接相关的文字材料。
自19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考古学家也开始了对夏的探索,至今已有100多年时间。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部分历史学家开始把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与夏文化建立联系,认为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学者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大规模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来探索夏文化,将夏文化的研究范围集中到河南中西部与山西西南部的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有关遗存上。其中, 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开展的豫西“夏墟”调查,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目标,是真正意义上夏文化考古的开端。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徐旭生先生此次“夏墟”调查的重要发现之一。他根据当地村民挖鱼塘发现的大量陶片判断,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的遗址。
随后几代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开展了几十年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了大型宫殿建筑群、青铜器作坊、绿松石器作坊等。在遗址中心区发现了“井”字形道路网络,不仅连接交通,也将宫城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区,体现出严谨有序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社会结构分明、等级明显,统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考古学家们认为,二里头遗址早于文献记载的商朝,是一处史无前例的王朝都城遗址,展现出“王朝气象”,是“最早的中国”。经过年代、地域、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特征等多方论证,学者们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夏朝是真实存在的。
当然,关于夏朝和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并没有结束。考古学家们仍然在开展大量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为揭开夏朝的历史面貌寻找更多材料。
三星堆神秘吗
最近几年,三星堆考古发现一直是各类媒体关注的焦点。那些有着突出眼球的巨大青铜面具、比姚明还高的青铜大立人(通高2.62米,人像高1.8米)、比一层楼还高的青铜神树(通高3.96米)、金光闪闪的黄金面具等文物或者相关形象,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这些青铜器的特征跟我们在博物馆常见的那些精美、端庄的中原青铜器完全不同,不仅造型奔放,风格更是十分神秘。关于它们的文化背景和来源,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可能与远在美洲的玛雅文明有关,甚至有人说可能与外星文明有关,一时也吸引了不少关注。那么,三星堆这些风格独特的文物到底来自哪里,最终又去了哪里?
三星堆并不是新发现
首先需要告诉大家的是,近年成为“网红”的三星堆遗址,早在90多年前就被发现了,并且先后经过了30多次考古发掘,那些造型奔放的青铜器有很多也已经在全国乃至国外巡展过。这几年引起大家关注的是最新一次的发掘,其中涉及了6个祭祀坑的发掘。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有个离奇的故事。1927年春,四川广汉镇月亮湾当地农民燕氏父子在燕家院子门前掏沟时挖出了一些东西。他们知道那些是古代玉器,是宝贝,于是两人就开始偷偷地“挖宝”。据说,此后父子两人大病一场,他们认为可能是偷挖宝物惹怒了上天,受到了惩罚,于是停止了挖宝行为。尽管这个离奇遭遇使得遗址免遭进一步破坏,但月亮湾附近出土宝物的消息不胫而走。
1931年春,在广汉传教的一名英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向当地政府和研究机构提出建议,对挖出来的玉器开展研究,并对遗址进行科学考察。1934年,由当时华西协合大学(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率领的科考队经过政府批准对出土玉器的地方进行了科学发掘,这也是三星堆遗址的首次发掘。不过由于当时社会治安很差,经常有土匪出没,为了保护文物安全,这次发掘只进行了十天就结束了。
比较幸运的是,尽管社会动荡,当时发掘的出土文物并没有被运到国外,而是保留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此后几十年这个地方也没有被不法分子注意到,文物得以安全保存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使考古学家可以继续在此地开展工作,并取得了许多重要发现。
三星堆遗址虽然在发现之初曾经遭受一些盗掘,但是因为地处偏远,后来受到的影响极小,相对于很多在历史上被屡次盗掘破坏的遗址,它无疑是幸运的。
三星堆,不止三个堆
月亮湾旁边有一条河,叫马牧河,河的对面有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当地人叫“三星堆”,这就是遗址名字的来历。最早发现玉器的月亮湾实际上就在三星堆附近,不过当时没有三星堆遗址这个名称。
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工作者在当地陆续发现了更多有文物埋藏的遗址点。第四章介绍了考古遗址命名的惯例,即用所在地的小地名来命名,于是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即最初发现玉器的地方)被命名为月亮湾遗址,隔河相望的三星堆地点则叫作三星堆遗址。除此之外,附近还有真武宫、西泉坎、狮子堰、横梁子、仁胜村、大堰村等遗址点,共计达30多个,这些遗址点出土的文物都属于同一种古代文化。因为三星堆和月亮湾这两个遗址点最为重要,于是从1980年开始,考古学家把这种古代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这些遗址点被一起称作三星堆遗址群。
因此,最早开展发掘的地方虽然是月亮湾,但实际上是三星堆遗址群的一部分,出土文物也是三星堆文化的遗物。
三星堆与玛雅?时空错乱
三星堆考古发现的神秘色彩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其中三星堆与美洲玛雅文明的联系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其主要原因是,有人认为三星堆那些巨大面具表现的人像与玛雅文明的一些人像非常相似,三星堆的神树在玛雅也有相似之物等。于是有人说三星堆文明可能来自玛雅人,三星堆人和玛雅人有着共同的祖先等。这些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一种时空错乱的臆想。
玛雅文明是美洲的古代文明,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一直延续到公元16世纪(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商朝一直到明朝),最后被欧洲殖民者灭亡。巨大的石雕像和金字塔式的建筑是玛雅文明的代表性文物,但是玛雅人并没有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因此在考古时没有发现任何铜器。
科技测年数据表明,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600年,也就是距今约3700年,其下限则要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甚至更晚,这个年代相当于商代到西周。精美的青铜器则是三星堆特征文物之一(注意:青铜器并不是在三星堆文化刚出现就有的,是后来才有的)。
从地理位置上看,一个在遥远的美洲,一个在中国西南巴蜀盆地。虽然两者确实在时间上有那么一段重合,但这不能成为将它们硬拉在一起的理由。如果说玛雅人像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存在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们艺术风格都很奔放。除此之外,无论是材质、工艺还是艺术形式,都有天壤之别,怎么能将二者联系起来呢?
尽管DNA分析证实最早的美洲居民确实是从东北亚地区通过白令海峡迁移过去的,但那是发生在一万多年前。此后,再没有考古证据能证实史前的亚洲大陆与遥远的美洲大陆有过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也没有证据证实玛雅人掌握了远洋航行技术能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因此,将这两种文化硬拉在一起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完全不尊重科学。
三星堆与外星文明?不存在的
有很多人也意识到了三星堆与玛雅不可能存在联系,于是又有了另一种说法——三星堆文化可能是外星人留下的。理由是,那些神秘的面具和人像显然不是地球人的模样,黄金面具在数千年之后仍然光亮如新,显然是用了某种地球上不存在的“黑科技”。这种说法就更加离奇了。
三星堆的面具和人像确实有其独特之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显然不是写实作品,而是经过艺术化处理的,是三星堆先民对自己的精神和宗教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能因为出现了这种形态的面孔,就认为三星堆先民长这个模样,或者当时有人长这样。对人或动物形象进行各种艺术化夸张处理,这在古代遗物中是很常见的,比如中国古代常见的龙,战国时期楚国墓葬中有造型夸张的青铜怪兽,唐代墓葬中有造型怪异的镇墓兽等,我们也不能认为当时就存在过这样的怪兽。
至于黄金面具的“黑科技”,那就更不存在了。首先,黄金是自然界中化学性质最稳定的金属之一,具有很强的抗腐蚀性。即使在地下埋藏数千年,仍然能够保存最初的光泽。不只是三星堆,其他考古遗址发现的数千年前的黄金制品一样是金光闪闪。毫无疑问,即使再埋藏数千年,它们还是会有这样的光泽。其次,黄金具有极好的延展性,一克黄金可以拉出数百米长的丝线,还能被压成0.2毫米厚度的金箔。三星堆黄金面具实际上就是由很薄的金箔制成,这并不是“黑科技”,而是古代常见的一种工艺,与黄金本身的特性有关。
还有人说,三星堆高超的冶金技术与中原其他地区不同;蜀地无炭,无法达到一千多摄氏度的熔点温度,因此不可能在本地冶炼青铜,必然是天外飞来的文明;等等。这就更离谱了,因为考古学家对三星堆的铜像和铜面具材质进行了科学分析,证实它们就是商代常见的铜锡合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青铜。
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
那么,地处偏远的三星堆先民,是从哪里学来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呢?考古学家的研究表明,三星堆文化在距今3300年左右才开始进入青铜时代,相当于中原的商代晚期。也就是说,三星堆出现青铜器的时候,中原青铜器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巅峰。专家推测,公元前16世纪后期,商文化从中原南下,把青铜铸造技术带到长江流域,然后溯江而上到了三星堆。对三星堆和中原商代青铜器材料的科学分析和对比,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三星堆不光出土了造型独特的铜人和面具等,也出土了中原常见的尊、罍等青铜器,说明三星堆先民不仅学会了中原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也引进了一些器物造型。例如,目前出土的仅有的两件商代龙虎尊,一件出土于安徽阜南,另一件就出土于三星堆。两地直线距离1000多千米,但是器物的造型、纹饰、构图几乎完全一致,不过三星堆的这件在制作时间上稍晚,工艺也略逊色。
2021年,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在发掘过程中,成堆的象牙之上躺着两件明显是中原风格的青铜尊。这些器物如果不是在考古现场发现,而是单独出现在某个博物馆,恐怕很难将它们与风格独特的三星堆文化联系起来。所以,虽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大多数与中原的青铜器风格迥异,但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星堆先民并不是在商代才跟中原有来往。三星堆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玉璋、陶盉等器物,与夏都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频频“撞脸”,说明更早的时候,中原已经与巴蜀盆地有了联系,中原文明已经对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了这些之外,最近发掘的三星堆祭祀坑首次发现丝绸朽化后的残留物,并且在样土检测中多次发现丝绸蛋白,表明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王国已经开始使用丝绸。这是三星堆与中原文明联系的又一个重要证据。
因此,尽管有着独特文化面貌,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联系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玉璋这种代表礼制的器物、青铜冶炼铸造技术这种当时的高科技,跋山涉水传播到巴蜀盆地,更加说明这种联系并不只是简单的物质交换。神秘的三星堆文化显然是在中原文明的影响下出现,并结合当地的文化特征,发展出了独特的面貌。它毫无疑问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既非来自天外飞仙,也与美洲无关。
知识拓展
想了解三星堆文化的精彩之处,可以去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那些巨大的青铜面具、高大的神树、圆形的太阳轮,都在那里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