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学问·中国城市史研究系列001号。一部讲述天津盐商群体盛衰变迁与城市发展的社会史著作，既是通过官商群体把握传统中国社会的佳作，又是城市社会史、华北区域史的重要读物。学者常建华、张利民、任吉东、刘海岩推荐。
2. 一部盐商视角下的微观中国近代史，以天津盐商群体为锚点，透视明清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复杂互动，呈现天津城由传统向近代的变迁。通过盐商多方面参与天津城市的近代建设，如投资工业、建立商会、发展教育、推动地方自治等，重构天津从漕运枢纽到近代工商业城市的转型路径。
3. 挖掘了明清时期天津大盐商的家族历史，堪称一部盐商风云历史剧。书中讲述了众多盐商家族跌宕起伏的命运故事，如聚焦张氏、查氏等家族依靠金钱跻身权力场的经历，揭秘“盐商如何成为皇帝的钱袋子”；通过查礼等人的绘画、收藏活动，还原盐商建构的“艺术江湖”；解析盐商资本如何通过钱庄票号加以扩张，形成“盐—银—权”三角利益链。
4. 揭秘盐商的生存法则，全景展现了盐商与国家、社会的动态博弈。本书勾勒了众多盐商家族如何通过社会网络策略构建文化资本，进而影响地方权力结构。如家族联姻、举办文酒之会，乃至踏入官场、结交官员、介入国家事务，以及在“新政”之中积极投身地方建设。这种网络也为盐商带来危险，使他们成为政治斗争乃至国家利益的牺牲品。
5. 剖析了亦官亦商的天津盐商群体，展现了天津独特的市民社会。本书讲述了众多盐商家族为获得社会认可而在官场与地方社会中做出的种种努力，如向朝廷捐输、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与公共事业等。天津盐商已不再是传统社会中处于士、农、工之下的卑贱商人，而是逐步演变为绅商，成为地方精英和地方公益社会服务事业的领导者；作为移民的天津商人在盐商的带领下也逐渐成为市民的主导者，产生了对天津的归属感。
6. 经典之作26年后修订再版，史料丰富，内容生动，可读性强。作者整理了长芦盐运使司档案、长芦盐引册等，结合司法档案、盐商日记，还原清代盐税征收、引岸制度运作、债务纠纷等细节，如通过“引名”分散风险等冷知识，丰富有趣。此外，再版仍保持学术前沿性，不仅新增大量相关研究成果，而且利用了新的档案资料，精益求精，臻于完善。
◎编辑推荐一
“捐职充商纲总当，一时奢丽众称扬。吾津富贵无三辈，净洗双眸看后场。”
在以农业为主体、以商为末业的传统中国社会中，农业条件恶劣的天津以其独特而丰富的盐业资源，孕育出一批盐商家族，为天津带来众多移民，造就了天津的市民社会。盐商依靠经营专卖权获得巨额财富，却因其身份与豪奢生活而为士人乃至地方社会所不齿。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一方面向上发展，积极联络官府，组织自己的社会网络，在官场上左右逢源，乃至获得皇帝的嘉奖；另一方面，则向下扎根，在地方上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扩大自身的社会网络，并发展慈善、教育等事业，以期获得乡民的认可。这造就了盐商群体的独特性，也使他们与清政府和地方社会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进至晚清，教育改革、地方自治等活动兴起，盐商作为当地最主要的富人群体，更在其中积极活动，积极从事政治改革、教育改革和慈善事业，推动了天津的近代化，在地方和国家政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数百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盐商家族怀抱满腔热忱，与天津城市一同向近代迈进，却在与外商的冲突中被清末的地方官员当作牺牲品。唇亡齿寒之下，幸存的盐商们从政局中抽身，而致力于维持桑梓。本书讲述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群体从兴起、鼎盛到衰落的数百年历史，并以其为主要线索，介绍了明清时期天津的社会风貌。
◎编辑推荐二
天津盐商是一群什么样的群体？他们如何玩转政商潜规则？如何通过联姻、公益事业提升社会地位，建构自己的商业江湖？又是如何掌控盐业垄断塑造一座城市的命运的？
本书是一部讲述天津盐商群体与城市发展的社会史著作。天津的盐商是在天津农业环境恶劣、盐业资源丰富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特殊群体，他们拥有巨额财富，却难以得到士人的认可，社会地位难以与财富匹配。为提升社会地位，积累社会声望，盐商一方面努力经营社会网络，向朝廷捐输，与士人交游，通过联姻等方式与其他家族互通有无；另一方面服务桑梓，用心于地方公共和慈善事业，并在晚清积极响应“新政”，参与地方自治、教育改革等事业。本书讲述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群体从兴起、鼎盛到衰落，从积极参与政治到退步抽身的数百年历史，并以其为主要线索，介绍了明清时期天津的社会风貌。
丛书简介
大学问·中国城市史研究系列：在城市中发现中国历史
积极经营、左右逢源的盐商，维持城市供水、电报通信正常运转的技术人员，近代工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
这是充满博弈、混乱和生机的转折时代，这是关于近代城市的全景画卷
为城市写史，为小人物立传
目前已出版：《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1860—1912》
本书是一部讲述天津盐商群体与城市发展的社会史著作，通过盐商的视角，揭示了明清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复杂互动。全书以盐商为核心，立体剖析其在经济发展、家族治理、社会文化网络构建中“亦官亦商”的矛盾性：一方面努力经营社会网络，向朝廷捐输，与士人交游，通过联姻等方式与其他家族互通有无；另一方面服务桑梓，用心于地方慈善事业，积极参与地方自治、教育改革等事业。书中，作者考索了天津大盐商家族的命运沉浮，系统梳理其从兴起、鼎盛到衰落，从积极参与政治到退步抽身的数百年历史，还原清代盐税征收、引岸制度运作、民商纠纷等细节，呈现了一段别样的天津明清社会生活史。
查氏家族可被看作明清时期天津盐商的一个代表。他们的势力与财富在曲折的发展中逐渐达于鼎盛，然后由于不善经营或官场打击而渐趋衰落。几百年间，几大盐商家族你方唱罢我登场，构成了天津社会的独特景象。
——编者按
查氏家族：盛极一时的水西庄
张氏和安氏败落之后，查氏继起，成为天津盐商社会文化网络的领袖。查氏在天津的两个主要支派可追溯至江西临川。1590年，以查聿和查秀为首的一支迁徙到今天的北京郊区宛平。这个家族经历了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以“义不可辱身于贼”，一门“七烈女”自杀，被文人称颂。查秀的孙子查如鑑曾任扬州府江都典史，他去世时，其子查天行（1667—1747）才3岁。自此以后，这个家庭尽管陷入了贫困之地，却拥有相当多的社会关系。查天行由其任仪征知县的姐夫抚养成人，在他父亲诸多朋友的帮助下，事业迅速发展。他定居天津，先供职于工部关。这是一个虽地位低但有油水的世袭职位，缺份可以随意买卖。
但是，在查天行看来，长芦似乎更有诱惑力。于是，他成为张霖的合作者之一，牵涉入案，亦被查参，只有125 081两银的资产，却向内务府称贷21万两。他被投入了监狱，并被判死罪。但是，查天行不像张霖，他与亲家金大中清偿了所欠的117 500两银。察察为明的康熙甚至批评办理此案的官僚，因为贷款时议定分八年本利清还，而查、张案发时并未满八年，户部本利一并全追，康熙认为这样做“于理不合”，命令户部解释。大学士马齐为户部辩护，“恩出皇上，部中何敢议免”。这复奏让康熙阐释他对法律的看法：“虽朕之恩，亦据理断之而已。若无理，岂可断乎？”查获得了赦免，1709年被释放。
可是，此次教训似乎并没有抑制查天行的野心。三年后，他再次身陷囹圄，罪名更为严重：为他的儿子在科举考试中串通作弊。据赵申乔的奏折：“本生（查为仁）卷面大兴与册内开宛平不符，榜发十日本生尚未赴顺天府声明籍贯，有无情弊，难以悬定，据实题明，乞敕部查究。”《清实录·康熙朝》1711年10月31日。后来查明查天行雇举人邵坡冒名为他的长子查为仁（1694？—1749），参加1711年顺天府乡试。这一舞弊行为的暴露，原因倒不是枪手失败，而恰恰相反，是枪手考了第一名。在市井传言中，作为解元的查为仁目不识丁，因而舆论哗然。朝廷准备再次调查，父子二人仓皇逃往南方，躲在浙江绍兴一个亲戚家里。1713年，两人被捕受审并被判处死刑。但是，蒋良骐惊异地发现，查氏父子最终竟得到赦免，不像其他的盐商，也不像1711年江南和福建的相同科场案犯——他们都被立即处死。
关于查氏父子是如何化险为夷的，现存史料只有零星的载录。查为仁在刑部西曹的难友张照为查为仁的诗集《花影庵集》（花影庵是查给自己的监牢取的斋号）所作的序言里提供了一条线索。张照的同年进士赵熊诏告诉他，他的父亲赵申乔作为1711年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自感对查氏的处境负有责任。步军统领陶和气（托合齐）也介入了此案，目的是报复赵申乔建议参革铜商金、王两姓。陶（托）氏四处散布言论，说这科榜首与取中者多是富人子，是因为他们有行贿勾当，借以打击赵申乔。赵跟托是否有其他过节、赵对查的赦免是否真的起了作用还不清楚，但是，银子能使他们化险为夷。据说，查天行的妻子用2万两银子赎罪，查氏父子分别于1718年和1720年被释放。
无论如何，查为仁成为一位传奇人物，被载入史册和乡土教材。文人雅士们视他为天才，为他能在恶劣的环境下，从目不识丁成长为诗人中的翘楚，为天津文学增光而感到自豪。这些传奇式的说法，自然真假混杂。假如查为仁1713年入狱时目不识丁的话，那么他在创作《花影庵集》（集中最早的诗作于1714年）之前，仅有一年的时间学习诗作的格律与技巧。这是一件有可能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当然，这亦不排除枪手代笔的可能。
不论是否目不识丁，查天行父子继承张氏和安氏余绪，成为天津盐商文化网络的领袖。他们在城西三里购买了一百多亩地，建成“水西庄”，这里便成了查氏网络的大本营。水西庄位于运河南岸，庄里绿树成荫，假山奇石遍布，歌台舞榭等大小建筑掩映其间，房中罗列书籍、画卷、古玩。陈元龙与查昇是总角之交，二人曾同在南书房共事，陈还在各部及内阁担任过要职，如文渊阁大学士兼管礼部，致仕后旅次水西庄作《坐揽翠轩与天行述旧》一文，回忆两人总角之时，又作《水西庄记》，称“斯园乃尘世之丹邱”。陈的侄子、当时任户部侍郎的陈世倌称查天行为叔叔，在查氏七十寿辰的时候，敬献祝寿词一篇。另一位高官、湖南人陈鹏年，经查慎行和查浦的引介，亦作客水西庄，为查为仁的诗集题写序言。
地方官也是查氏网络的成员。首任天津直隶州（设于1725年）知州宋晶，1725年到任的长芦盐运使张璨，都常到水西庄酬唱。1726年任长芦盐运使的陈时夏撰文赞颂查天行的继室，言及他与查之间近二十年的友谊。英廉在担任天津河防同知时，曾频繁与查氏交往，与这里的诗人唱和。水利专家陈仪（第一章已述及）不无骄傲地宣称，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查天行了。陈宏谋任职天津河道期间，亦与查氏论交，为查日乾侧室王氏撰写八十寿序。查为义（为仁弟）故后，陈宏谋应查礼（为仁三弟）的请求，作《集堂府君小传》为纪念，“以俟后世之采风者”。
来到水西庄的更多是文人骚客。查氏海宁支系（南查）的查慎行（曾任职南书房，前已述及）视查为仁如同亲子，教他作诗。慎行的弟弟查浦在1700年成进士之后的两年时间中旅食水西庄，与查天行以兄弟相称，视水西庄为“隐逸之所”。厉鹗、杭世骏、万光泰、汪沆和符曾等来到水西庄时无不感到宾至如归。由查为仁命名的水西庄诗集《沽上题襟集》刻印后，一纸风行。查为仁笺注《绝妙好词》，厉鹗将查的笺注与他的笺注相比较，认为查氏堪称第一。这样，查作为诗人和学者日益声名远扬。
然而，当乾隆皇帝驾幸水西庄时，所有这些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都黯然失色。乾隆皇帝于1748年首次到水西庄，他认为这是一个惬意之所。随后他几次来到天津，也都下榻水西庄。只是这一特殊的荣耀，也使查氏付出一定的代价。既然皇帝如此厚爱此园，查氏便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将庄园的一部分修缮一新，专门奉献给皇帝。1771年，乾隆皇帝将此园御笔命名为“芥园”，从此这里成为皇帝亲临的圣地，其他人无论拥有多大权势、多少财富，也不能僭越了。
然而，这样的代价并不算大，查氏因此实现了他们追求的梦想——获得社会的尊重。尽管地方志编纂者对查氏是“流寓”抑或“乡贤”持有争议，但查氏宣称他们自参加科举考试起就入籍天津。他们的姓名甚至进入了本地方言，“阔查”成为富有的同义词。查为仁的二弟查为义曾任安徽太平府通判，致仕返回天津后成为一名盐商、诗人和业余画家。查为仁三弟查礼，1748年在户部任职，外放后领兵参与大小金川之役，最终于1782年任湖南巡抚（未到任）。查礼之子查淳，官至湖北布政使。确实，自查天行之后的查氏五代人，代代至少有一人中举人或成为进士。他们与海宁陈氏（本姓高）源远流长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查为仁次子查善和是陈邦彦的女婿。陈邦彦进士出身，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书法家，曾入值南书房，官至礼部侍郎。但是北查到了善和这一代，家道已经开始衰落。科场无论得意还是失意，候补或捐官，都耗资巨万。加上族人“花时载酒，累月流连”，不事生产，所托非人，连年涉讼，“遗赀几荡然矣”。
查昇的后代作为查氏的另一族支（南查），也曾在长芦兴盛一时。查昇供职南书房时虽然经济不无拮据，但因为有天津的北查支持而生活稍得舒缓。他的儿子查昌洵蒙父荫当上了广东长宁县知县，孙子查懋也依附北查从事盐业。懋子查莹是1766年进士，其弟查世倓（1750—1821）四年后成举人；他的孙子查堂也中了举人。与曾祖父相比，查莹作为监察御史，仕途平平，也没有在文学上取得卓著的成就。但是，他继承了家族巨大的财富。他的女儿查有蕙嫁给伯爵孙均，据陈文述的《孙古云传》，孙在故乡和北京俱无恒产，但因为“厚于故旧不能节缩……恒惧不继”，幸亏“外舅给谏查君映山（查莹），世业长芦鹾务，饶于财。病卒无子，以犹子有圻为子。君配查夫人，给谏爱女也。外姑祝恭人以给谏遗言，分质库四，得二十五万金。查夫人贤明知大体，尽以所分属君”。孙在爵位被革后退隐，“不意司事者耗费十七八，岁入不给”，富贵有如过眼云烟，身后萧条。
查氏的这一族支到了查有圻的时候，无论财富还是名声都达到了巅峰，以“江公源”的引名，成为芦纲公所的纲总之一，引地遍布河北和山东。“计产三千万……中外大寮困乏，无不资之，如陶文毅（澍）、百文敏（龄）每贷银率以万计。”跟张霖一样，他最终的目标还是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可是当1807年朝廷考虑任命他为户部郎中时，他应否回避的问题被提了出来。那时在京城的官员中还没有回避制度，但是当时主管户部的戴衢亨（1755—1811）是查有圻的姻亲，吏部感到应该实施京官回避制度，对不同的品级和关系予以规定。皇帝终于了解到这两个家族是儿女亲家，关系非同一般，极有可能在共事中串通一气，于是同意以后出现类似情况时应当采用回避制度。查于是转到刑部待缺。次年，查就以“仰沐主恩……身家赡给之资悉荷高厚生成之德”，又恭逢御驾贲临天津，敬进银10万两，以备赏需。
然而，对都察院给事中花杰来说，这种关系不仅会导致失职。1809年，花氏提出了一连串对查氏、戴氏、户部和长芦盐运使的弹劾。他声称，其时正值南运河工程展开，国用浩繁，唯是长芦连年缓征，积欠至700多万两，而查有圻“任性挥霍，骄奢淫佚，京城人谓之为查三僄子”，与他的同族查庆余、查世兴等虽然坐拥厚资，却置国用课币于不顾，承办官引地后既不交窝价，亦不付官租，建议严催积欠“以惩奸商”。他更指控查氏凭借姻亲的庇护，图谋扣压应上缴户部的窝价。另外，在母亲的丧礼上，查有圻让三位大学士当知宾，这虽然算不上罪行，但也是滥用名器，有损朝廷尊严。对戴衢亨及其同党的指控更为严重，花杰称他们阴谋操纵会试，广植门生，在户部滥用权力，又企图把他的门生和党羽塞进南书房。朝廷的调查似乎没有得到多少证据，花杰亦因弹劾失实而被降职。但是，戴衢亨也遇到了麻烦，他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被揭露了。由于戴的叔父戴均元时任仓场侍郎，所以，潜在的利益冲突使戴衢亨降职调至工部。
导言
第一章天津城
天津之军事驻屯
天津与漕运
天津与运河贸易
水文与水灾
1644年之前的屯垦
1644—1911：治水与垦田
天津人
第二章盐榷
清代的盐务管理
长芦盐区的运作
盛清的休养生息
繁荣的代价
国家财政需求的增长
走私、贿赂与利润
第三章家族与情、理、法
家族经济
家长
家族的投资
矛盾与冲突
家族商务的风险
分家与国家
分家的遗产
第四章网络文化
社会网络政治与文化
张氏家族
安氏家族
查氏家族
游园、诗社和书画的世界
第五章社会
骄奢的生活方式
公益和慈善事业
水会
盐商与太平天国运动
地方教育
第六章变革的时代
盐业的发展
投资工业
资金短缺和商务公所
天津商会的成立
天津商务总会的活动
铜元危机
1908年银色风潮与洋货进口危机
严家与橡胶股票风潮
第七章多变的政治
盐商的策略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地方自治与商人
与政府冲突的加剧
君主立宪运动
敌人和朋友
有组织的对抗
第八章危机
借款
灾难
解决
结局
结论
附录一（A）接受长芦盐商养廉银和其他津贴的政府官员清单
附录一（B）各地官员收取盐商的年度规费（1911年）
附录一（C）五月份某盐子店收入和开支情况
附录一（D）长芦盐税年表
附录二清代长芦盐商部分捐输
附录三（A）地方教育
附录三（B）城市的公益与慈善事业
附录四
表1长芦盐商部分贷款清单
表2十名破产盐商及债务情况
表3欠各银行贷款本息情况
地图1黄河的变迁
地图2天津及其郊区
地图3（1）长芦盐区
地图3（2）长芦盐价区
地图4天津城街区
修订版跋
译后记
关文斌教授研究明清时期天津盐商与社会的专著新版面世，不仅增加大量相关研究成果，从而保持学术前沿性，而且利用了新的档案资料，精益求精，臻于完善。作者以流畅的文笔为我们呈现出天津盐商家族以及社会网络文化的多元样态，而且剖析了盐商与天津近代化、地方政治的复杂关系，在人们较多了解扬州盐商与社会的知识之外，使我们看到华北重要城市天津的别样社会历史，成为新的学术典范。该书既是通过官商把握传统中国社会的佳作，又是城市社会史、华北区域史的重要读物。
——常建华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视野宏阔，理论精深，既从城市发展角度对明清时期天津城市发展变迁加以探讨，又以巨量史料对天津空间形态、城市经济、社会生活、家族与网络做了细致的分析，尤其展现了天津盐商这一特殊群体的全貌，进而深刻总结了天津城市发展的特点。此书在手，读者可对天津城市历史有更为全面、深入和立体的认识。
《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这本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著作的再版，必将有力地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史、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
——张利民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是一本深入探讨明清时期天津盐商及其对城市社会影响的专著。作者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梳理整合，深刻剖析了作为特殊群体的盐商，在一个城市的行政权力、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慈善事业乃至社会风气等方面的作为，以及自身家族的网络建构与在近代社会变迁下的自救转型，揭示了盐商在天津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在天津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我们呈现出一幅长时段、宽领域、多方位的城市图景。
该书的再版对于我们研究明清时期的天津城市和盐业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推动作用。
——任吉东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研究员
199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作者关于天津盐商的著作《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此次重修出版的《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按作者所言是“修订版”。细读之下，本书内容远非简单的“修订”，而是在发掘更多档案及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都大有超越。作者提出，天津盐商已不再是传统社会中处于士、农、工之下的卑贱商人，而是逐步演变为绅商，成为地方精英和地方公益社会服务事业的领导者，影响力甚至超越科举出身的士绅和在籍官僚。天津商人在盐商的带领下成为市民的主导者。
——刘海岩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