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奕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法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荷兰拉德堡德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湖北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诉讼法和司法制度的教学、研究工作。在《光明日报》《人民法院报》《中国法学（英文版）》《江汉论坛》等核心报刊发表论文20余篇，部分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老龄协会项目等十余项。

　　《案例指导的现实问题及优化路径》以指导性案例的创制和应用为切入点，对案例指导制度进行考察分析，梳理了案例在数量规模、体系结构、遴选标准、遴选程序、文本编辑、援引参照、效力定位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案例指导的现实问题及优化路径》在运用相关法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中外历史经验，结合现实国情，提出了应对之策、改进之方。《案例指导的现实问题及优化路径》的研究融合实证分析与理论建构，既关注制度现状的客观描述，又注重发展路径的探索创新，能为案例指导制度的优化完善提供对策性参考。

　　绪论
　　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法制创新的产物。目前，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主要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案例指导制度。这两种案例指导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均是通过发布具有普遍指导性意义的案例，为司法实践提供参照和指引，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司法公平正义），但二者作用于不同的司法领域，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如二者对指导性案例的功能定位、遴选标准、体例格式等就有不同的规定。本书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对这两种不同的案例指导制度同时展开研究，故只选择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作为讨论对象。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主要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为依托，故本书所讨论的案例以指导性案例为主，有时兼及其他类型的案例。
　　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旨在发挥指导性案例的指导功能，以统一裁判尺度，破解“同案不同判”的难题，提升审判质量与效率，回应社会对司法公正的需求。该制度的实施，对推动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如何促进该制度不断完善，持续地健康发展；如何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更好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以确保同案同判、司法公正，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期待，仍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
　　一 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了案例指导制度的探索，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法院已尝试利用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来指导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要求从“2000年起，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适用法律问题的典型案例予以公布，供下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参考”；2005年10月，《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2010年上半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出台《关于探索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工作方案》，对推进案例指导工作作出具体部署；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标志着我国的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初步建立。201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一批指导性案例，表征着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一项常规化制度已被确立下来，并实际开始运行；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了案例指导制度的相关内容及实施方式，“标志着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已真正的由理论走向了实践”。202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规定了类案检索的基本运行方式，其中第9条要求“检索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例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作出裁判”。2021年9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45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实施办法》，全面归纳了人民法院实现法律适用标准统一的路径与方法，其中第9条规定“待决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检索到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合议庭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也就是要求法官办案时必须检索类案，若检索到类似的指导性案例就应当参照。202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推进案例指导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强对案例指导工作的统筹管理，不断拓宽案例发现培育范围和来源，加强对指导性案例的应用，加强对指导性案例的评估、清理、编纂工作，加强指导性案例的学习和教育培训工作，建立完善案例指导工作激励机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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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第一章 指导性案例与其他案例概述 （21）
第一节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 （21）
一 指导性案例创制简况 （22）
二 指导性案例的类型 （29）
第二节 参考性案例等其他案例 （43）
一 高级人民法院参考性案例 （43）
二 其他类型案例 （48）
第三节 指导性案例与其他案例创制比较 （52）
一 创制上的相同之处 （53）
二 创制上的不同之处 （56）

第二章 案例指导的主要问题梳理 （59）
第一节 案例供给上的不足 （59）
一 案例的总数偏少 （59）
二 案例体系结构不完善 （62）
三 案例质量参差不齐 （65）
四 部分案例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68）
第二节 案例创制上的局限 （70）
一 案例遴选程序有行政化倾向 （71）
二 案例遴选标准忽视法律功能 （74）
三 案例文本编辑时见瑕疵 （80）
四 部分案例说理论证欠佳 （84）
第三节 案例的援引率不高 （86）
一 案例援引率的相关数据统计 （86）
二 案例援引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90）
第四节 案例援引缺乏规范性 （94）
一 混淆类别及规避解释 （94）
二 隐性援引较为普遍 （99）
第五节 案例的效力定位不明确 （110）
一 指导性案例效力不明所引发的争议 （111）
二 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多有歧解 （113）
三 其他类型案例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 （116）

第三章 案例创制主体扩大及其与审级制度衔接 （119）
第一节 扩大指导性案例的创制主体 （119）
一 学界有关指导性案例创制主体的争论 （120）
二 扩大指导性案例创制主体的现实理据 （123）
三 创制主体扩大的制度安排及预期效果 （134）
第二节 审级制度的运行与案例创制主体的扩大 （145）
一 科层制理论视域下的我国现行审级制度 （146）
二 案例指导制度可借力于现行审级制度 （154）
三 案例创制主体扩大与审级制度的衔接 （157）

第四章 案例创制的优化及案例援引的规范 （164）

第五章 基于人工智能的案例指导优化 （217）

结语 （258）

参考文献 （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