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相关探讨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世界经济进入了长期增长的新纪元。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伴随着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也在不断迁移,从欧洲到北美再到东亚,直到最近的几十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新的中心。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制造业国,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5.9%。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间,这一数据到达了9.5%,同期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也到达了7.8%。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GNI标准,中国于1998年跻身中等收入国家,2012年正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9年中国人均GNI首次突破了1万美元,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经济总量的快速、稳定增长,不仅带来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也使得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获得显著提高。
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动因的探索,诞生了大量的文献。尽管相关探讨纷繁复杂,但是从文献和事实中我们仍能够看到与这种增长相伴的三种典型特征:一是投资驱动(卫兴华、侯为民,2007;Lo and Zhang,2011;刘世锦,2011;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等,2012),二是偏向积累的分配结构(刘世锦,2011;冯志轩,2012;Qi,2020),三是外向型经济(裴长洪、彭磊,2006;刘瑞翔、安同良,2011;Zhu and Kotz,2011)。偏向积累的分配结构提高了经济中的剩余总量,配合相应的积累体制,使得这部分经济剩余大量转化为投资。投资驱动了生产规模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从而表现出经济的增长。国外市场在本国劳动报酬偏低、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提供了需求,实现了国内产品的“价值补偿”;同时国外供给在投资扩张的过程中,实现了部分技术和生产资料的“物质补偿”。这三个特点相互联系,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构成了中国经济的重要结构特征。
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些基本结构特征也面临着挑战。长期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和资本周转的减慢,也引起了经济整体利润率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李帮喜等,2019a;Marquetti et al.,2020)。偏向积累的分配结构限制了内需水平,也固化了投资驱动的模式。而外向型经济更是面临复杂国际环境的挑战。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恢复迟缓,“长期停滞”或已到来(Krugman,2014;Summers,2014;Kotz and Basu,2019;宋佳音等,2020),加上2020年年初以来新冠疫情的影响,国外市场面临多种不确定性(Baker et al.,2020;Bro-deur et al.,2020;Ludvigson et al.,2020)。另一方面,一些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在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时,为维持本国的“中心”地位,试图破坏国际分工体系,对中国的国际供应链也造成了威胁(Long et al.,2020)。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速自2008年之后开始放缓,2015年之后GDP增长率稳定回落到7%以下,正式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