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改革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著名市场派经济学者、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多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比较.第138辑》围绕经济增长和全球化趋势这一大的主题选稿，开篇选取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关于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之间关系的分析，对于理解当前美国社会撕裂乃至全球经济碎片化，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下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分析，对创新驱动经济时代尤其有借鉴意义。而关于养老金改革的文章，以及关于房地产下行周期中如何改革住房供给制度、住房计价方式的文章，也对扩大内需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破解住房困境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超发货币并过度增加流动性的情况。相比之下, 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 过高储蓄、 过度投资和基建、过高制造业产能、过高外贸顺差, 以及吹得过大的房地产泡沫, 都是我国当前发展模式内生的问题, 也带来了地方未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包括城乡土地改革的关键, 就是缓解货币大规模超发引发的资产泡沫和低效债务累积, 将超发货币引到对城乡土地资源的更有效投资上,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继续吹大城市房价泡沫和增加难以产生持续现金流的无谓债务。 考虑到人口流入地主要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尤为严重, 而不少人口流出地城市的地方财政却在超高负债基础上带病运行, 未来必须通过多领域的城乡土地改革来建立具有更开放和更强竞争的实体土地市场和土地指标交易市场, 以此增加有效投资和消费,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让泛滥的流动性吹大人口流入地城市的房价泡沫, 增加人口流出地城市的低收益投资, 从而缓解最近几年投资过度进入制造业部门, 造成严重产能过剩并容易引发国际经贸冲突的情况。

实际上, 在国际经贸环境可能进一步恶化, 尤其是中美贸易战可能加剧和持续的大背景下, 未来几年我国增长可能持续承压, 适度提高杠杆率有一定的空间, 但超发货币和新增信贷必须投入未来有回报的投资方向, 否则只会增加无谓债务并引发不可控的重大金融风险, 也很容易因为资金流转不畅、资金沉淀而跌入通缩和流动性陷阱。 而防止此类局面出现的关键就是以有效的经济体制改革打开那些仍然相对封闭的部门或领域, 以市场机制促进更多社会财富的创造, 最终实现高质量增长。

本文提出的三套政策组合拳, 第一套政策是加大力度推进一二线城市核心区位老旧小区和城中村货币化更新, 既是消化房地产库存、 稳定和激活房地产市场、 以时间换空间的周期性措施, 也是推动人口流入地主要城市老旧小区和城中村业主实现住房 “以旧换新” 改善居住条件的切实需要, 将其局限于一线和强二线城市的核心地段意在确保投资有效以及未来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的顺利还款。 第二套是利用人口流入地主要城市低效闲置建设用地大规模新建可负担的租赁住房, 则是动员城市低效闲置用地和社会资金, 针对巨量的城市低收入人群, 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大批住得起的新建租赁房。 如果这项政策与户籍改革和外来人口子女教育平权结合起来, 将切实推进喊了很多年但迄今仍无明显进展的农民工市民化。 第三套则主要针对高收入群体, 创造条件让他们从政府那里拍卖自己盖的 “好房子”, 心甘情愿地将储蓄花出去, 全面拉动相关领域投资、 消费和就业, 在有效增加地方土地出让收入的同时, 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这个成熟的政策工具为乡村振兴和粮食安全提供中长期资金来源。

当然, 本研究提出的政策组合对增长拉动效应可能偏乐观, 每年8亿平方米的新建租赁住房和8亿平方米的安居型独立住宅未必能全面实现, 所以只能作为决策参考的依据。 但即使这两套政策按本文建议的规模减半, 也能额外拉动我国经济增长 2 个百分点以上。对上述政策的一个潜在担忧是, 无论面向农民工的租赁房, 还是面向中高收入家庭的独立住宅, 毫无疑问都会加大住房供应, 或多或少存在挤出效应,影响现有房屋销售, 恶化目前以及未来的房地产供求格局。 上述担忧有一定的道理, 但之所以这里提出未来需三套政策组合推进, 就是因为人口流入地主要城市的货币化更新有助于消化库存进行对冲, 而腾出的土地在城市核心地段,未来仍然有较高的机会出让还款。 以主要城市仍然偏高的房价收入比水平, 绝大部分农村转移人口根本买不起房, 给他们提供支付得起的租赁住房对这些城市去库存的负面影响有限, 但对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和拉动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同理, 高收入家庭目前对集合式住宅需求基本上已经饱和, 即使不允许建设独立住宅也基本不会再投资集合式住宅, 但他们对独立住宅的需求非常旺盛。当然, 上述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甚至主动推动, 尤其是新建租赁住房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 地方政府积极性非常有限, 但加速户籍改革和相关土地改革本身就是中央责任和新型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过去那种让地方掌握主导权的结果, 就是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极其缓慢, 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基本都是 “只要你来打工, 不要你来落户” 的态度, 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带来了严重拖累, 这种局面早就应该结束。本文提出的对高收入群体出让土地建设独立住宅政策将助力地方取得高额出让金, 但中央可以要求地方投入其中相当比例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不言自明的一点, 就是没有农民工的市民化, 中国式现代化将根本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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