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楚辞》是西北师范大学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赵逵夫撰写的一部带有普及性和总结性的楚辞研究著作。分上、中、下三编。上篇考证论述屈原的生平和思想，中篇分析屈原各个时期的创作，下篇论述屈原影响下的宋玉、唐勒、景瑳等人的创作情况。该书对屈原的生平和思想做了细致考辨，对屈原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做了细致分析，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有助于楚辞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家世与早期经历
屈原早期的生平既同其家世有关，也同对其中个别作品的认识有关。由于以往对于屈原家世研究的不足，导致“屈原否定论”在国外汉学界长期流行，所以我认为需要对屈原的家世与早期经历有一个明确的解说。
（一）屈原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
为什么在战国末年的楚国会产生屈原这样伟大的爱国诗人？这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
其一，历史的原因。楚人早期是由北方南迁至江汉流域的，故其文化深受中原周文化的影响。《诗经》的《周南》《召南》中有些作品产生于长江、汉水流域，是楚辞的上源之一。《汉广》《江有汜》《汝坟》等诗题即说明了这一点。《芣苢》一诗所写芣苢，以往被误解为车前，实际上是薏苡，本上古时南方粮食作物参见赵晓明、宋秀英、李贵全《薏苡名实考》，《中国农业》1995年第2期；范卫平《〈诗经·芣苢〉论释》，《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赵逵夫注评《诗经》（《历代名著精选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则此诗也应为江汉流域作品。又《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栾枝之语：“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可见周初在汉水流域所封姬姓小国至春秋中期已全被楚国并吞。这一带的民俗文化也自然融入楚文化之中，而这些地方正是周公、召公封地的南部（所谓“周南”“召南”）。春秋时陈国在公元前478年也为楚所灭，成楚国之地，故《诗经·陈风》后来也成为楚地诗歌的上源。据《汉书·地理志》所说，陈国“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其风俗与楚相近。
《国语·楚语上》第一节记载，楚庄王让士亹（wěi）担任太子之师，士亹推托不掉，请教楚之贤大夫申叔时，申叔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可见在春秋中期楚国王族的教育中就重视包括《诗》在内的早期典籍的学习。因此说楚国贵族文士的诗歌创作继承了《诗经》中作品的创作经验而有所推进、发展，是没有问题的。从《诗经》可以看出，由西周末至春秋初诗歌创作中已出现一些杰出的诗人。如召伯虎（即召穆公），有《假乐》《民劳》《荡》《江汉》《常武》等诗作，收于《诗经·大雅》；《常棣》《伐木》《天保》，收于《小雅》。宣王时代诗人还有尹吉甫、南仲、张仲，春秋时代有许穆夫人、家父等。他们关心国计民生，其创作中体现出为国尽力尽心的情感。屈原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是在这些前代诗人的基础上取得的，他的爱国爱民的思想，也是有所继承的。
其二，地域的原因。战国之时，中原一带战乱不断，意识形态方面百家争鸣，纵横家极度活跃，诗歌创作的风气渐淡；西周王朝采诗献诗的机制早已不存在，而策士论理议政及上书献言之文大作。南方的楚国在地域上相对独立，纵横家的活动不是很多，在诗歌创作上，一方面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另一方面有着南方民族好歌舞的风习，较之北方少受各种礼仪制度的约束，而同江、汉一带，陈、蔡之地民间歌谣及祭祀歌舞辞相结合，因此更倾向于情感的抒发，显得更为自由灵动、活泼。
其三，家世传统与屈原所受教育。屈氏至战国时已成为楚王族的远支，但其家族在春秋战国之时出过一些理政外交方面的能臣和为国献身的英烈，故虽为没落贵族，但其主族仍有袭任莫敖等要职者。屈原家庭既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的条件，又没有王族近亲贵族养尊处优、维护特权的意识，而从家庭传统上有着爱国忧民的观念，因而其思想开阔，有着政治改革、实现天下一统的观念。
屈原最后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我们应该知道：屈原并不是以做一个诗人为理想的。他希望参与和推动改革政治，使国家快速发展，以便能够先统一南方，再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但在复杂的国内外政治斗争中，楚怀王只是想着收回商於之地六百里，好像一收回商於之地，他的政治理想就实现了，因此而常被一些旧贵族所控制，被秦国的离间手段所玩弄。屈原在怀王朝先被疏，后又被放汉北，这才使他借诗以抒怀，使他的悲愤、忧愁变成了充满激情的诗篇。至顷襄王立即被长期放于江南之野，使他在政治上再无法施展才能、实现理想，而只留下了一些感动人心的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