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E.尼斯贝特
密歇根大学西奥多·纽科姆杰出心理学名誉教授，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教授心理学。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也是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研究员。他获得了美国心理协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和心理科学协会颁发的终身导师金奖。他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他的著作《思维版图》荣获美国心理学会威廉·詹姆斯图书奖。

人生需要思考，没有思考过的人生一定是混沌浊碎、毫无色彩的人生；反之，以思考的方式回顾人生是心理学家的人生范式。那么，心理学家是如何思考人生的，最具思考力的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E.尼斯贝特在他的这本回忆录中给我们做出了示范。
理查德·E.尼斯贝特在书中不仅表达了个人对其科学生涯经历的感受和思考，也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了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如何共同探索关于人类智力与思考的重要问题，包括人们如何进行思考和推理、为什么会发生推理错误、有意识和无意识思维在人类思考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根据这些问题的答案来理解智力。作为国际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和领军人物，理查德·E.尼斯贝特在密歇根大学时期的研究也表明，不同的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推理方式，其中一些明显优于典型的西方思维，这一研究也是文化与认知研究领域的奠基理论和里程碑式的学术贡献。

推荐序一


极致跳跃与这个世界的样子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


1982年盛夏的一个下午，我和几位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同学跑到北大勺园外国专家招待所，去拜访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系的尼斯贝特教授和他的太太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女士。尼斯贝特教授是受中国心理学会的邀请来北京大学心理系开设一门名叫社会心理学的暑期课程。在这次暑期课程之前，我从来没上过社会心理学的课程，更不认识尼斯贝特先生。刚刚走出十年浩劫不久的中国，对外部世界还知之甚少，也很谨慎，很多学科都方兴未艾。而且，社会心理学在当时还算是一个比较敏感与陌生的领域。可恰恰因为这个原因，初闻社会心理学的我仿佛发现了一块新大陆，也极大地改观了我对心理学的看法。从来不爱记笔记的我，居然认认真真地在尼斯贝特教授的课堂上记了满满一大本笔记。
勺园外国专家招待所的房间并不大，尼斯贝特教授夫妻加上我们这几个北大的同学一下子就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不过，我们一点都不在乎，反而乐在其中。除了可以当面与这位大受同学们欢迎的帅气又风度翩翩的心理学教授近距离接触之外，还能难得地享受到那个时代绝少有的空调房的待遇。而且，他的太太苏珊女士也颇令我们这些年轻人着迷。苏珊女士气质出众、和蔼端庄，并且身材高大，彼时正怀有身孕。她虽然挺着大肚子，但一点都不影响行动，充满活力。能看出来，苏珊女士和她的丈夫尼斯贝特教授十分恩爱，一点也没有因为一大堆陌生的年轻人的突然来访而显得拘束，也不回避在我们面前展现恩爱。苏珊热情地招呼我们这几个年轻人，那种西方白人女性典型的开朗大方与活力四射的性格，与那个时代我们身边大量东方女性的内敛沉静甚至保守羞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让基本上没怎么接触过外国人的我们对“老外”的家庭关系与文化心理充满好奇，也特别羡慕这对中年夫妻能把我们中国人所定义的情投意合推向情感外放，溢于言表。
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场景，每每回忆起来就如同昔日重来：夕阳的余晖透过勺园外国专家招待所某个房间的窗口投射进来，照在一群挤挤插插的人身上。一位帅气潇洒的美国中年教授坐在椅子上与他的周围几位慕名而来的北大学生你来我往、对答如流。笑容可掬的苏珊女士挺着大肚子欣慰地看着我们，满眼都是对她的丈夫的爱意。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我，伸长脖子如醉如痴地听取这个中年男人讲述如此新鲜的社会心理学，问着今天来看还相当稚嫩的问题……
是的，那时候的我的确很稚嫩，刚刚20岁的我血气方刚，对于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更是完全的“小白”。与尼斯贝特教授的相遇完全是意外之事，却不想后来居然成为我在心理学道路上一路走下来的重大机缘。
1989年，当我踏上美国的土地来到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再次拜访尼斯贝特教授的时候，尼斯贝特教授居然清晰地记得勺园招待所里度过的那个下午。他问我：“你当时是不是坐在地上啊？”这令我十分诧异！没想到，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遍的中国学生，他还记得那么清楚。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笑着对我说：“当时就觉得你跟别的同学不太一样，性格很开朗，也比较主动积极。嗯，最主要的是你一直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和我的眼神接触也比较多。”
“噢，原来是这样。”我在心里嘀咕。
微笑，我们每个人都会，但这个世界上知道微笑的文化差异有多么大，并且对人的社会生活有多么不可思议的影响的人显然并不是特别多。眼神对视也一样，东西方人在这一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当我们看到美剧或者007电影里，那些外国人毫无违和感地彼此对视的时候，我们会很不适应，特别在生活中如果那样的话更是不得了。在东方文化的浓厚氛围里，长时间地盯着另外一个人的眼睛并不代表着专注，反而会被认为不够礼貌。但是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人们交流时如果不盯着对方的眼睛，则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不尊重与心不在焉。
或许正是因为当时我对尼斯贝特教授所讲述的文化心理学太过于沉浸，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微笑与我的眼神。多年后，当我进入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后，我知道了我那个时候的表现正是被我称之为“福流”的一种全情投入、物我两忘的状态之中。发自内心的微笑、积极的情绪、全情的投入、找到新的意义与和谐的人际沟通，被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积极心理学证明是一个人获得真实幸福的关键支柱。一个积极而幸福的人的人生会发生奇妙的改变，这种听起来有点玄妙的事情，也被大量心理学家的科学研究所证实。可能在那个时候，进入“福流”状态中的我也在冥冥中被命运所青睐了。
可以肯定地说，与尼斯贝特教授在夏日午后共聚的那一刻，就是我后来从实验心理学、人格心理学最终走向社会心理学与跨文化心理学的学术命运改变的触发点。而再一次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与我这个中国学生的相聚竟然也成为尼斯贝特教授学术生涯一次新的历险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