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个体婚姻选择和个体生育选择的经济学依据。婚姻的形成是个体基于成本一收益权衡后的选择，当且仅当婚姻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个体会选择结婚。婚姻的收益主要来自于互补性，在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下，这种互补性主要体现为男主外女主内所带来的分工收益。婚姻的成本主要包括约会和彩礼支出等显性成本、婚姻的维系成本和离婚的困难程度（法律成本）等隐性成本。理性经济人是否结婚以及何时结婚均是衡量成本和收益之后作出的理性决策。如果将孩子视为正常“消费品”，那么生育选择则是预算约束下效用最大化的结果。预算约束主要受家庭收入和孩子的“价格”（生养成本）的影响，效用则同时来自孩子的质量和数量。家庭收入增长会带来收入效应，一方面会导致对孩子的“消费数量”增加，生育提高；另一方面也会增强家庭对孩子质量的偏好，导致对孩子的“消费数量”下降。收入增长通常也意味着养育成本上升，即孩子的“价格”上升，这会使得对孩子的“消费数量”下降。因此，生育决策是基于以上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厘清了个体作出结婚和生育决策的经济学理论依据之后，我们探寻了出口贸易开放影响个体婚姻和生育决策的可能渠道。本书认为出口贸易开放会通过劳动力市场产出效应、教育以及婚育观念等影响婚姻的成本和收益、家庭收入和孩子的“价格”，进而影响个体婚育选择。具体地，城市出口规模扩张会通过促进就业和收入增长、改变婚育观念进而使得个体婚育行为减少；城市出口技术结构优化会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进而使得个体婚育行为减少；城市出口服务化会通过促进就业和收入提升进而使得个体婚育行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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