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学问·实践社会科学系列”013号图书，丛书主编黄宗智教授的阶段性学术研究成果汇报。在黄教授看来，相比之前在美国环境中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消极关怀，这一阶段的自己展现出一种积极关怀和空前的学术热情，而这本书正是在这种积极关怀和学术研究互动下汇集而成的结晶，既是过去研究的总结，也是之后研究的新开端。
2. “超级教授”黄宗智的硬核“经验之谈”，助力青年学者走出迷雾。作为资深学者、“超级教授”，作者在书中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研究进路、理论方法，并对自己在学术中遇到的陷阱——不加批判地运用、意识形态的运用、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主义……毫不避讳，以自己踩过的坑、试过的错，为青年学者指点迷津。
3. 细数中西学术研究中的误区，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指明道路。黄教授在书中一针见血，指出西方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倾向，中国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以及二者都存在的极端化倾向、对普适真理的追求等误区，提出基于中国历史现实，以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性的学术。
4. 全书立足大量史料，旨在创建新的学术理论体系。传统的满铁研究资料、新近开放的档案材料……作者主张无论是做学术研究，还是分享研究方法，都应尽量避免理论先行，以理论去套用实际，而要立足于大量史料，于历史经验中创建新的概念，再回到实践中进行检验，最终形成新的理论体系。
编辑推荐
细读这本书，我不得不感动和佩服于黄教授的良苦用心——因为它确实是经过精心挑选和编排过的，有清晰完整的脉络，有扎扎实实的干货，更有助力青年学者的强烈关怀。通俗地讲，它就是黄教授的“经验之谈”；但从专业角度来说，它又不失为一本实用的学术研究指南。在我看来，整本书的主体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作者在业界已有相当影响力的几本学术著作开始谈起，先是经济史著作《华北》《长江》以及之后的进一步思考之作《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然后是法律史著作《表达与实践》。作者或摘取导论，或提出问题，旨在总结自己这25年的学术生涯以及集中探讨的学术问题。介绍经验。
第二部分则从社会、经济、法律三个方面，展现了中国历史现实与西方移植理论，甚至中国本土理论之间的背离之处，指出面对中国特殊的历史现实，简单在西方或中国两种表达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不合适的，它要求我们尽可能从实际的认识出发，创建新的概念，开拓新的研究路径。提出问题。
第三部分则通过一组文章，从自己遇到的学术陷阱以及如何突破，简单地说明自己多年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同时进一步澄清自己对当前一些现实问题的看法；并基于前些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的“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学研究”研修班课程，讨论了今天影响最大的一些理论流派的局限，提出“连接经验与理论”的学术研究方法。解决问题。
当然，这三个部分并没有明确的分界，在书中甚至是穿插编排的，就跟上课一样，不断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相信有心的读者一定会跟我一样，从中提炼出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如此，黄教授的用心也算没有白费了。
“超级教授”黄宗智的阶段性学术研究方法论成果，用自己踩过的坑、试过的错，为青年学者扫清障碍，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指明道路。
全书聚焦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领域，结合大量翔实的资料数据，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内卷型”经济、以调解为主的法律制度、“第三领域”的集权化简约治理等特殊现象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历史现实与西方移植理论之间的背离。在此基础上，作者详述自己多年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总结当前的学术研究误区，提出连接经验与理论的研究方法，以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
回顾中国近现代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很多方面的发展都与西方理论逻辑相背离，这导致了很多人对中国历史的扭曲和质疑。而作者却跳出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提出这些悖论现象恰恰反映了西方理论逻辑在中国的不适应。我们需要的不是质疑现实，而是质疑西方的理论体系，从中国实际出发，去创新既能与西方理论对话而又能独立于它的新的理论体系。
从悖论出发，创建新的理论体系
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大多把现代早期以来的西方设想为单向整合于资本主义逻辑的社会，但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实际明显不符合这样的逻辑。而进入近现代，在西方帝国主义冲击之下，仍旧如此，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由于现代西方的势力和理论一直主宰着全世界，中国（以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使用西方理论来认识自己，结果把实际硬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
本章试图提出一个不同的认识方法：从实际出发，使用“悖论社会”概念来突出它们违背西方理论信念的实际。探讨的重点仍旧是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需要说明的是，英文“paradox”和中文“悖论现象”一词的含义不完全一致：前者指的不仅是个别违背理论预期的现象，更指一双双相互矛盾、有此无彼的现象的同时存在。因此，只要我们敢于正视这个悖论现象，便会立刻对预期它们不会同时并存的理论信念及其所包含的因果逻辑提出质疑。此外，本章还用“现代传统”（新传统）这一概念来突出已经具有一个半世纪历史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实践对这个现实所做的回应，进而探讨现代传统中的理念传统。我认为，正是悖论社会的现实以及现代传统中的实践和理念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理论和发展道路的方向。
一、悖论社会
我曾在《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一文中突出了中国明清以来的诸多悖论现象，认为我们如果从实际而不是西方形式主义理论信念出发，便会看到中国社会存在许多悖论现象。由此出发，便会对西方主流理论提出质疑，不仅是描述性的质疑，也是对其所包含的因果逻辑的质疑，比如，对商品化必然会导致经济全面发展的信念的质疑。同时，更会突出怎样来解释中国的现实的问题。我的“内卷型商品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等概念乃是这样的一个初步尝试。
在帝国主义入侵和西方的强烈冲击之下，上述许多明清以来的悖论现象进一步地深化和显著化。帝国主义确实促进了中国的进一步市场化，但是中国经济在那样的刺激之下，只出现了极其有限的发展，也有因破坏而引起的贫困化，但主要的趋势仍是广大农村经济的继续内卷。同时，帝国主义虽然一定程度上触发了城市的发展，但是没有同时促进农村发展。这样，形成了另一对相关的悖论现象：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发展。亚当·斯密的理论预期是城乡交换以及伴之而来的良性互动与同步发展。
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所考虑到的主要是西方社会本身，把它理念化为一个整合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变化的历程，并把那些变化等同于理性化、资本化、民主化、（理性）官僚制度化、法治化等一系列直线性的现代“化”的过程。当然，西方的社会实际绝对不那么简单，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悖论性，但它们绝对不会像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出现在西方的侵略之下形成的外来影响与本土文明长期并存的现象。这种并存本身便是一对主要的悖论现象。
人们试图用西方的现代化概念和话语来理解、描述中国近现代的变迁。但是，这些“启蒙现代主义”所构造的概念用于中国，除非硬套，最终只能突出一系列的悖论实际。在西方，（从西方理论看来）悖论是比较不常见的现象，但在第三世界它是常见的、普遍的。因此我要在这里突出“悖论社会”这样一个概念。如果说西方近现代社会的逻辑是斯密和韦伯的资本主义化和理性化，那么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逻辑则是多重悖论和矛盾。
毋庸说，形式主义经济理论是不会承认第三世界中的悖论实际的。它会坚持理性经济人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之下，必定会推动广泛的、城乡互动的经济发展，造成西方式的整合。但是，我们知道，这正是帝国主义在19世纪所用的理论借口。
有人也许会认为“悖论现象”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而衍生出来的概念：唯有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概念出发，才会显得是悖论。我在这里要再次说明，提出悖论，绝对不等于用形式主义理论来认识中国。因为，唯有从实际出发，才能看到悖论，而从悖论出发，必定会质疑今天压倒世界的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并突出建构另一种理论的必要。我这里用“悖论”，正是为了凸显西方理论逻辑在中国的不适应，从而提出面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命题。只有从这样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建立不同的新理论体系，既能与西方理论对话而又能独立于它的理论体系。
前言
第1章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探讨的问题
第2章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导论
第3章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几点思考
第4章 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
第5章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导论
第6章 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清代纠纷处理中的第三领域
第7章 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
第8章 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
第9章 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
第10章 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第11章 离婚法实践——当代中国法庭调解制度的起源、虚构和现实
第12章 中国民事判决的过去和现在
第13章 中国法庭调解的过去和现在
第14章 中国法律的现代性?
第15章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第16章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
第17章 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
第18章 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
第19章 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
第20章 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
第21章 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