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先考察了传统中国的外交模式“朝贡体系”及其在广州的应用，接下来讨论了鸦片战争以及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适用过程。1845年至1851年间，新的条约体系遭遇挫折，清朝方面竭力限制条约中承认的特权，而外国人也在尽力为他们获得额外的好处。1850年至1854年间，上海的状况极为混乱。随着外国海关税务司的最终确立，条约体系开始复苏。本书并未沿用当时流行的帝国主义观点，指出1842年至1860年间的新条约体系意味着清朝开始接受与外国人“共享治权”的观念，通过这样的方式，通商口岸和外国海关税务司成为中西“共治”的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