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对钱穆著论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大一统、政教关系和历史政治学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复古”和“西化”都不可能成为现代立国的实践立足点，应当在共和立国的大方向上来看待传统与现代性、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关系，在大一统现代升级的视野中来理解晚清以来的变革、战争与治理。可以说，治体新论是在开放吸收中西传统启示的脉络中获得共和新生的，正如钱穆代表的经史经世之学是在与舶来政治学的会思中演成了传统之现代更生的典型路径。本书所论，不限于政治思想史，更着眼于钱穆这一类先行者指示出的新政治科学。

第一章 走向回归的离乡：作为政治学人的钱穆与现代立国问题
第一节 国有与立：钱穆的历史政治思维纵观
第二节 论“钱学”七书：钱穆政治学的门径
附录 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的政教之运
第二章 “眼前有景道不得”？：钱穆与现代思想的宪制进路
第一节 钱穆的“明夷待访录”
第二节 “近己则俗变相类”：钱穆与近世儒家传统
第三节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微言隐义
第四节 “会通为体，分别为用”：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的大义家言
第三章 现代中国立国的治道转型
第一节 “统”、大一统与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
第二节 制宪时刻的启蒙迷思：论大国共和的政教问题
第三节 再论大国共和的政教之维：梁启超论题与钱穆道统新说的三个面向
第四节 三论大国共和的政教维度：民心与治体生成
第五节 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化合？：从钱穆礼教论省察亨廷顿命题的困境与出路
附录一 治化的三重世界：严复《天演论》导言探微
附录二 《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百年孤独”
第四章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革命立国中的人民与政制
第一节 现代转型中的礼法新说与治体论传统
第二节 钱穆的法治新诠及其启示：以《政学私言》为中心
第三节 君道再还：钱穆宪制思维中的元首论
第四节 论公家秩序：家国关系的历史政治学阐释
第五节 大国礼治何以重要？：政制崇拜、治体论与儒学社会科学刍议
第五章 历史政治学与治体新论
第一节 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及其异议者
第二节 立国之道的新和旧：钱穆与中国政治学的自觉
第三节 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与二次启航：从梁启超转向到钱穆论衡
第四节 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的可能性
第五节 治体论与国家治理研究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