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脑相长
近来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卖艺的广告。过后不久就接得中社一封信:请我于民国二十二年元旦正午的时候来演讲。我很高兴,不过社会上有许多人或尚对我怀疑。有一位朋友做了一首小诗,替我卖艺取一个名字,叫做“水门汀文艺”。这位朋友告诉我的意思是很深的。譬如有人在新世界门口水门汀上写了一大篇文字,说因为没有路费回家,求人解囊相助。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非常欢迎。这是对于我卖艺的解释。其次,刚才李先生问我,卖艺的生意好不好?我不敢说不好,因我说不好,人家不相信。有人要问我:为什么你要卖艺?今天我也要报告一下。在我的卖艺广告里有一句话说:“乡下先生难度日。”要晓得乡下先生有许许多多人难度日,不只我一个乡下先生难度日。中国现在有许多人不得日子过。我的卖艺广告是等于一个报告,使人家都知道乡下先生都难度日,就如那陶知行也在卖艺了。我有一首诗描写乡下先生的苦况,现在可来背一下:
生长三家村,去来五里店。知己遍天下,终身不相见。雪花飞满天,身上犹无棉。一天吃两顿,有油没有盐;有油没有盐,饿肚看水仙。试问甜后苦,何如苦后甜。进城来索薪,轮流候茶园;薪水领不着,大家凑茶钱。爸爸长叹气,妈妈也埋怨。已经三十岁,还没有家眷。
现在乡下先生只有三条路好走:(一)要么饿死;(二)要么革命;(三)要么去投河。在这种情形之下有十几万人没有把他们的出路问题解决。不过他们本身的问题不能在他们本身上解决。农民生活的问题没有解决,乡村教师的生活问题就不会解决。
我本来无产阶级出身,后来出洋回来渐渐变成了中产阶级中人。现在却由中产阶级渐渐地流落到无产阶级了。所以我对于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情形都知道一点。我有一种信仰和决心:要从中产阶级不爬上去,而要爬下来。其实爬下来就是爬上去。要爬上去就要落下来。我为什么要走这一条路?可把我的一段历史来简单说一说:我在中产阶级登峰造极的时候,就是当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的干事,每月有四百元薪水、一百元公费。当时我家里的几个小孩子一起变成了少爷,没有小姐,因为我没有女孩子。他们添饭有人,铺床折被也有人。我小时候尚做些事,而他们现在一些事不做,将来大的时候不得了。慢慢享福惯了,害我自己是小事,害这些小孩子是不得了的。因老妈子和佣人把我们小孩子的手都变坏了,成了无用的手;把我的小孩子的脚也变坏了,成了无用的脚。小时候不能动手用脚,大的时候当然一切事要别人做;小的时候做惯少爷,大的时候当然做老爷。我以为世界上最有贡献的人只有一种,就是头脑能指挥手指行动的人。中国都是用头脑的人不用手,用手的人不用头脑。年成虽好,农民生计仍很苦,这因为他们的头脑不会去想。一般人读书都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日本人打进来了,我们只会喊口号。可是我们干了几十年,到现在所用的电灯,所坐的汽车,都是外国人做的。我们自己不会造出来,这是什么缘故?这因为书呆子不去干科学的事业,因他不用手去试验,不用手去创造。一定要四万万人用手推动机器,才能把中华民国创造起来。头脑帮手生长,手帮头脑生长。
中国有两种病:一种是“软手软脚病”,一种是“笨头笨脑病”。害“软手软脚病”的人,便是读书人,他的头脑一定靠不住,是呆头呆脑的。而一般工人农民都是害的“笨头笨脑病”,所以都是粗手粗脚。一个人要有贡献于社会,一定要手与脑缔结大同盟。然后,可以创造,可以发明,可以建设国家,可以把东三省拿回来!要东三省拿回来,没有这么容易,必须要用手去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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