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  美国历史学家。出生于波士顿的犹太家庭，1941年毕业于哈佛学院。1942年应征加入美国海军后备队，1946年退役。194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1951年起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1969年在一次泛舟旅行中意外去世。生前出版有著作《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心灵》（1953）、《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1958，1964，1965）等。列文森是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是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开创者，其代表性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影响深远。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为纪念他的学术贡献设立了列文森图书奖，1987年开始颁发。

季剑青  1979年生，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著作有《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等，译作有《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赵元任早年自传》等，曾在《文学评论》、《近代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本书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列文森久负盛誉的代表性著作。全书分为三卷，视野广阔，目光如炬，既对儒教/儒家文化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机制及其与皇权、官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又聚焦于近现代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迁以及儒教在历史进程中的沉浮，洞见迭出，启人深思，以其宏大的架构和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无法回避的经典巨著。

第二卷第九章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儒家文化的一个突出的、无处不在的价值就是它的反职业主义。儒家个人教养的理想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业余主义，而儒家教育在反职业的古典主义方面，也许在世界上享有最高的地位，这种教育相应地发展出一种帝国的官僚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人际关系远比抽象的工作网络重要（就像在一般的儒家社会中，人际关系远比法律关系重要一样）。在这些方面——这一点绝非偶然——它不同于现代工业化的西方的官僚制，而且至少在观念上，也不同于中华民国的官僚制。把清代的幕僚或幕友与民国的科长秘书做一番比较，也许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清代和民国的所有这些头衔，都是用于行政首脑的私人秘书和顾问。他们的角色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们与各自长官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法律地位却有很大的差别：民国的秘书顾问是正式的官吏；而在清朝，这一类的人物则属于官员的朋友，职能上不是部属，或者说不受公家的俸禄。就像张謇——一位有现代思想的实业家（后来成了袁世凯的支持者，尽管他是出于老交情而非复古心态，并且是怀着不安做出这样的决定的）——以讽刺的口吻评论的那样，从省级到地方，清代所有的官员都能自己任命助手，就像汉代和唐代的“幕职”那样，任用熟人来进行治理。

民国对“官”的强调以及对“臣”的排斥，标志着它对一个职业化的、反文人的世界的明确的现代追求，在这个世界中，科学、工业和进步的观念（所有这些都具有非个人的因而也是非儒家的含义）都被要求放置到首位来考虑。这不仅是优先选择哪一项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这个世界确实已经在改变和接管中国，不仅制造了反传统主义者，也改变了传统主义者。“臣”作为文明的主人和产物，是有很高教养的非专业化的自由人，他把“工作”，把政府的“事务”（当然，这些即便在旧制度中也是必要的，但却多少有些让人讨厌，它们更像是需要付出的代价，而非通过声望而赢得的奖赏）贬低到“官”的范畴，但这样的“臣”是那无法挽回的过去的人物了。从“官”和“臣”的帝国到“官”的民国，意味着真正的改变。

帝国在“革命”中解体了。“革命”本身失去了它的传统上的字面意义，被比作现代的革命，它解放了人们的心灵，使他们意识到中国文明的内容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帝国形式变成了不合时宜的事物。“臣”作为其中之一，其意义也发生了像“革命”那样的变化，而正是“革命”毁掉了真正属于它的世界。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臣”不仅与“官”并举，而且在清朝也与“奴”并举。“奴”是用来指满族官员的词，它把他们和满族君主的清朝联系在一起，而中国皇帝的清朝则把儒家“臣”的身份留给了汉族的官员，这种身份代表了大臣与君主之间的那种经典意义上的高贵关系。然而，革命党的共和主义却扩大了“奴”这个词的应用范围，并且由此也就标志了“臣”的世界的消灭。教条主义的共和主义者剥夺了“奴”一词字面上的专门含义（这一含义一直是用在满族官员身上的，他们在法律的意义上是“奴”，尽管他们用这个词似乎只是出于礼仪），使得它在比喻的意义上能够用来表示九五之尊的所有臣民。正如民国的部长伍廷芳在1912年发给蒙古王公的一封安抚性电文中所说的，所有人——汉、满、蒙、回、藏——在清朝统治下都经受了奴隶之苦，而在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内，所有人都是兄弟。于是，站在共和主义者的立场上来看，为“臣”就不是把自己和奴隶区分开来，而是做奴隶。因为没有哪个“臣”是没有“王”或“君”的，没有哪个儒家士绅置身于王权之外——至少在理念上是如此，无论在现实情况下这种王权与儒家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多么紧张。（儒者本就需要帝国，即便他们憎恶秦始皇。）作为天命之更换的“革命”原本是要在一个继续存在下去的帝国官僚体制中取消“奴”（满族官员）而保留“臣”（汉族官员）的地位。但是现代革命意义上的“革命”——它不只是在形式上反对帝制——回过来头来把“臣”和“奴”混为一谈，把它们全都取消了，仅此就宣告了帝国的终结。

……

译者导言

总序

第一卷  思想连续性问题

前言

导论：特殊和一般的历史求索

第一部分 早期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色调

第一章 清初思想中经验主义的流产

1.对唯心主义的批判

2.科学与清代的经验主义：它们相合的程度

3.科学与清代的经验主义：它们的非同一性

4.骚动和稳定：对之前一个论断的回顾

5.结论

第二章 明代和清初社会中的业余理想：来自绘画的证据

1.社会与艺术中的明代风格

2.学者反学院主义的悖论

3.折中主义与鉴赏力

4.结论：作为业余理想之腐蚀剂的现代化

插曲：儒教以及它与道家的联系的终结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的现代变形：思想选择的张力

第三章 中国本土选择中的折中主义

1.时间的考量变成空间的考量

2.曾国藩的折中主义

3.“中国”在普遍价值判断上遭受的侵犯

第四章 体和用

1.合理化

2.谬误

3.“体用”概念哲学意义的弱化

4.拒斥“体用”和拒斥革新：倭仁

5.拒斥“体用”和寻求新的合理化：经典的认可

第五章 今文学派和经典的认可

1.给中国历史注入新价值：康有为

2.今文经学认可的失效

第六章 现代古文经学对今文维新学说的反对、反动和革命

1.反动的古文经学的攻击

2.革命的古文经学的攻击

3.经书与历史

第七章 民族主义在脱离过去中的作用

1.对满族的攻击

2.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争取忠诚上的竞争

3.传统被重新整合入民族主义

第八章 对普遍有效性的强调：（1）维护传统

1.“择东西之精华” 

2.蔡元培的例子

3.“物质”与“精神”：“体用”合理化方案的末路

第九章 对普遍有效性的强调：（2）攻击传统

1.儒教、基督教以及中国的选择

2.反传统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压力

3.民族主义面对的社会压力：既要推动传统的僵化，

 又要否定传统的僵化

4.对传统精神中创造力僵化的指控

第十章 共产主义

1.共产主义对痛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

2.残余的传统主义

3.对传统主义的让步：理性的策略还是情感的投入？ 

4.阶级分析

5.“反传统主义—本土主义”的融合

第十一章 西方列强与中国革命：文化变革的政治面向

结语：新词汇还是新语言

1.欧洲和中国的词汇变化：艺术与观念

2.语言的变化和连续性问题

注释

参考文献

第二卷  君主制的衰败问题

前言

第一部分 残迹的意味：最后的儒教与君主制（I）

第一章 君主制神秘性的丧失

1.作为喜剧人物的洪宪皇帝

2.晚清：儒教被重新界定为现代思想的对手

3.民国：儒教与君主制观念的窄化与交织

...

第四部分 意味的残迹：最后的儒教与君主制（II）

第九章 时代错置的形成

1.革命的名与实

2.形式与内容

3.残余的君主制和日本人支持的意图

结语：日本和中国的君主制的神秘性

注释

参考文献

第三卷  历史意义问题

前言

第一部分 脱离历史

第一章 微弱的生命：廖平与儒教和历史的分离

1.生平

2.原创性问题

3.从典范到预言

4.从预言到终结

第二章 “井田”中的风往哪个方向吹：儒家论辩基础的削弱

1.从字面意义到隐喻

2.井田与儒教改良主义

3.社会主义—井田论的陈词滥调

4.失而复得的乐园：从经书的独特性到历史中的共同命运

5.情绪化的激进主义

6.胡适、胡汉民和廖仲恺的同时代性

7.保守主义形态的变化

8.马克思主义者听到的儒教之声

第二部分 进入历史

第三章 从中国共产主义者对过去的研究看他们的处境

1.对等与分期

2.对等与现代化

3.民众与非民众的主题

第四章 孔子在共产主义中国的位置

1.儒教精神的不朽？ 

2.儒家内容在知识生活中所占分量的萎缩

3.去儒教化的儒教问题：（A）通向现在的里程碑

4.去儒教化的儒教问题：（B）来自过去的墓碑

第三部分 历史意义/重要性

第五章　理论与历史

1.理论

2.历史

3.结论

结语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