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观念与意识形态
心理史学常说：在每个伟大人物的一生中，必定有某个定义身份、塑造命运的转折点。典型的例子是路德违抗父命、听从神召而进入修道院，以及后来与罗马教皇分庭抗礼，这被认为是新教改革的催化时刻。不那么充满戏剧性但或许同样有力的实例，是塑造凯恩斯、拉斯基和哈耶克的生活和心智的那些力量。
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或阶段，命运之神在发挥作用。在本书中，我们寻找的是塑造他们观念和信仰方向的转折点。通过理解这些片段，我们可以找出能够说清他们生平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观念从身份形成中浮现出来。而且，就这三个人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模式，这些模式暗示了某些能够透露内情的东西，涉及意识形态的起源和局限。随着20世纪的展开，在回应困扰英国和工业化世界的历史性挑战上，他们每个人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有了这样的理解，21世纪政治的起点也就变得清晰起来。
观念来自人。凯恩斯曾写下下面这段很有名的话：
实干之人，自信完全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通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权的疯子，自以为听到空中的神谕，而他们的狂想实则源自几年前的某个学院写手。我敢肯定，比起观念的润物无声，既得利益的力量被极大地夸大了。
我们将要审视的这三个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颇为切题的“学院写手”。他们创造了很多让实干家及政治领袖成为其“奴隶”的观念。围绕着政府、市场和精英所扮演的角色，当代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凯恩斯、拉斯基和哈耶克的作品中“借”来的。这个出生于19世纪末的“三人组”，将在很大程度上定义21世纪初出现的西方意识形态光谱。当全球化加剧时，他们的精神遗产便构建了政治讨论。
意识形态的早期形式集中于诸如个人主义、正义、共同体以及阶级或民族团结这样一些价值，而这几个理论家却瞄准作为政治实质的制度所扮演的角色和使命。13’这三个人成了知识偶像，他们身边聚集了西方很多主要的政治行动者。这三个人所定义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保守主义，成了具有持久力量的大众运动。20世纪20—40年代被历史学家马克斯·贝洛夫（Max Beloff）称为“拉斯基时代”。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给50—70年代贴上“凯恩斯时代”的标签，而20世纪余下的时间就是“哈耶克时代”了。如今，政治学家肯尼斯·米诺格（Kenneth Minogue）把哈耶克称为“比我们领先一个世纪的人”。
关于这个三人组，一个引人入胜的事实是，他们全都彼此熟识。凯恩斯、拉斯基和哈耶克在20世纪2040年代就一直是同事和竞争对手。凯恩斯于1946年离世，拉斯基于1950年离世，而哈耶克比他的两个同时代人寿命更长，活到了92岁高龄，但与他们的观念冲突始终伴随着他，直至他漫长一生的尽头。他们在人身上，在政策制定的竞技场上，在公共媒体上，彼此互动。这些相互作用的互动使得本书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他们在英美政治中推动的那些运动，在20世纪20—80年代的连续几十年里，占据着舞台中心。社会主义倡导的时代，管控型政府的时代，以及市场的时代，构成了20世纪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的主要阶段。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社会主义倡导的剧增，在1945年英国工党获胜中，在改革自由主义作为美国政治中占优势的战后运动中，达到了顶峰。“从摇篮到坟墓”的衽会保障措施的建立，连同重要工业的国有化，开启了国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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