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平等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项重要追求（谭宏泽和杜胜臣，2020）。然而，社会不平衡古已有之，伴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社会阶层的不平衡，其实质内涵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包括商品、财富、机会等的结构性和重复性分配不均（Neckerman，2004；Goldthorpe，2010；Stiglitz，2012）。从平等的实现过程来看，社会不平衡可分为机会不平衡、结果不平衡和条件不平衡。机会不平衡是指社会成员在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方面存在不公平的差异；结果不平衡是指在资源禀赋相似的人群中由于各方面因素导致资源禀赋经过加工后出现*终状态的差异性；条件不平衡是指虽然拥有同等机会，但实现结果的路径存在差异（Inoue et al.，2015）。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发展状况对微观家庭生活和宏观经济运行有着深刻影响。目前，我国人口发展正处于从数量压力向结构性失衡挑战的转变中，只有通过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才能达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以及调整人口分布的目标，从而推进人口发展实现全面转型。人口的均衡发展不仅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的内部均衡，还包括人口系统本身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外部均衡。人口的户籍结构和性别结构是人口结构性的重要方面，人口健康问题关系人口质量提升和人力资本积累，而社会的平衡对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的全面优化与提升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本书从人口发展角度出发，关注来自人的社会身份差异的不平衡即户籍身份差异、来自人的自然属性差异的不平衡即性别差异、来自机会差异的不平衡即数字不对等以及来自人的可行能力差异的不平衡即健康不均等。
　　1958年1月9日，**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颁布，确立了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标志着我国以“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为特征的户籍制度正式建立。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大，农村居民被允许进入城市参与城市生产，但是在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差异影响下，乡—城流动人口大多就业于工作性质危险且艰难、工作环境差的行业企业，更无法获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医疗救助、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住房等权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镇人口比例与非农业户口持有者比例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图1.1），这揭示了二元结构不仅是在城乡之间，在城市内部也逐渐形成（王小章，2009）。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开始尝试改革户籍制度，包括下放财政和行政权力，将人口管理从中央转移到地方政府。这一变化允许城市向那些达到一定财富水平和学历层次的人口提供当地城镇户口。同时，在土地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农民通过放弃土地使用权也得到了城市户口。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发布，正式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我国开始建立城市和农村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2016年9月，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指导下，全国各省区市相继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这标志着实行近60 年的农业与非农业的二元户籍管理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2015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居住证暂行条例》，该条例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为流动人口享有居住地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提供了制度框架。具体来看，该条例规定满足特定条件的公民可申领居住证，居住证持有人享有在当地接受各项公共服务的权利，并可享受相关事务办理便利。这不仅标志着我国从制度层面消除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身份差异，更预示着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已开始深入到挂靠在户籍之上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然而，制度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与户籍身份相关的资源分配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彻底与户口剥离，城乡居民权利差异也不会立刻消失。由户籍身份差异引起的权利差异可能影响居民经济决策，同时我们可以预见，随着时间推移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居民决策也会发生转变。
　　图1.1　1960～2018年城镇人口占比与非农业户口人口占比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平等体现社会的公正和进步，而性别平等是平等的重要方面（黄少安和郭俊艳，2019）。两性平等和谐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恩格斯，2005）。伴随着“保障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能”被确立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性别不平等问题日益受到各个国家、地区的政府、组织和个人的高度重视，性别不平等是所有国家*持久的不平等形式之一（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3）。
　　互联网技术目前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运行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家庭生活产生了全面和深远的影响。伴随着我国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原有存在的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数字技术接入不对等现象在我国目前已经得到了充分缓解。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8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55.9%，贫困村光纤覆盖率达98%，传统的地理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已不再是困扰我国居民家庭数字接入的主要因素。然而，受限于使用技能、文化程度、年龄等多种因素，数字接入不对等现象仍困扰着部分居民家庭的经济生活，其中主要以60岁以上的老龄群体、低文化程度群体和低收入水平群体为主。此外，伴随着信息技术迭代升级，不同人群在对于数字技术的利用能力上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这也导致了另一种新型机会不平衡即数字应用不对等的产生（Hargittai，2001；赫国胜和柳如眉，2015；Bonfadelli，2002；邱泽奇等，2016）。除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力与使用设备差异外，相较于受教育程度高和收入水平高的网络用户，低教育水平和低收入水平的网络用户也更多地利用互联网进行娱乐，而非获取经济收益（DiMaggio and Hargittai，2001；Bonfadelli，2002；DiMaggio and Bonikowski，2008）。随着信息技术向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渗透，数字不对等势必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增长和家庭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
　　健康是人类的普遍愿望和基本需要（Marmot，2007），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袁迎春，2016）。健康不均等的存在是对人类健康这一基本可行能力的区别对待。早在20世纪80年代，Black（1981）便在英国数据的基础上提出健康不均等概念，并指出虽然从社会的平均健康水平上来看，英国有所进步，但是就健康不均等状况而言，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表现出恶化趋势。事实上，健康不均等是一个全球普遍现象，无论是在低收入、中等收入还是高收入国家都广泛存在（Victora et al.，2003）。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次提出“健康中国”理念，这一理念在2016年10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被提升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遵循公平公正原则，逐步缩小城乡、地区、人群间基本健康服务和健康水平的差异，突出解决好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人群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国人民的基本物质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不同人群之间的健康状况差异便是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突出表现之一。20世纪末以来，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由67.77岁增长到2018年的77岁，平均孕产妇死亡率由1991年的8010万降低到2018年的10.910万，平均婴儿死亡率也由1991年的50.2‰降低到6.1‰，这表明中国总体国民健康水平在不断改善。以2003～2013年居民两周患病率为例（图1.2），从职业划分来看，离退休人群的两周患病率*高，其次是无业、失业、半失业人群，而学生两周患病率*低。从学历划分来看，居民两周患病率同样表现出随着学历层次提高患病率降低的趋势。这表明我国存在教育不平衡带来的健康不均等。健康不均等不仅影响个人和家庭状况，也严重损害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高梦滔，2002）。
　　图1.2　2003～2013年居民两周患病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不平等阻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Liu and Li，2017；Cheng et al.，2019），其根源在于机会和资源在社会群体间分配不均（Elenbaas et al.，2016）。从家庭层面来讲，如果居民处于十分不平衡的社会环境中，可能无法做出保障家庭跨期生活质量*优的经济决策。以往研究更多是将不平衡作为一种现象或结果来分析造成不平衡的影响因素（郭凯明和颜色，2015；郑莉和曾旭晖，2016；呙玉红和彭浩然，2017；彭晓博和王天宇，2017；孙猛和芦晓珊，2019；石智雷等，2020），或从宏观层面研究不平衡对其他方面的影响（赵颖和石智雷，2017；周文等，2017；杨谱等，2018；宋扬，2019），而基于微观家庭探讨社会不平衡的经济影响的研究较为欠缺。
　　在社会不平衡存量对于微观家庭决策产生冲击的同时，我国目前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和教育不平衡等社会现实背景。这些因素的变动是否将对我国目前多维社会不平衡产生相互影响，并进而推动家庭资产配置决策改变，也成为本书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根据《2020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19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2.6%，相较于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上升3.73个百分点，老龄群体规模逐年上升。与此同时，出生率的下降也进一步加速了我国的老龄化进程。虽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我国生育政策展开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从“双*二孩”政策、“单*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再到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我国生育政策逐步放开，但人口出生率的总体下降趋势仍未得到缓解。根据《2020中国统计年鉴》的人口抽样调查推算数据，201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048%，相较于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1.190%显著下滑。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展现出老龄人口规模庞大、高龄老龄化和老龄化进程加速等多方面趋势，而其在家庭层面*直接的体现是户主年龄的高龄化。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不同人群在信息技术接入和应用上存在的差异导致了另一种新型机会不平衡“数字鸿沟”的产生（Bonfadelli，2002；邱泽奇等，2016），而学界目前鲜有研究探讨户主年龄增长是否会通过影响家庭数字接入不对等与应用不对等，改变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决策。
　　我国存在着人口性别结构失衡与性别差异的伴生关系。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政策的放开，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状况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仍体现出年轻人口性别失衡严重、地区差异明显的特征。根据《2020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19年我国人口男女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104.46，相较于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的105.20小幅下降。但是，2019年，我国0～4岁男女性别比为113.62，5～9岁男女性别比为116.85，10～14岁男女性别比为119.10，15～19岁男女性别比为118.39，20～24岁男女性别比为114.61，我国年轻群体中仍存在着广泛的性别结构失衡。针对性别结构失衡对于家庭的冲击，学界从储蓄率、住房和婚姻等多角度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