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成果向产业化转移的“死亡谷”上
架起一座“铁索桥”
王恩哥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
北京大学原校长
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是在很低的起点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经过几代人接续奋发图强，取得了诸多显著成就。在举步维艰的努力中，我们对科技创新内在规律的认知也越来越深。现在，全球科技创新演进到了一个新的变革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现实挑战。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系统思考中国科技创新走过的道路、找准科学和技术的“中国问题”，才能少走弯路，朝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前进。
从开始学习物理算起，我从事物理的学习和研究至今已有40多年了。六年前，我在广东参加了一个新体制的科研机构的建设。我想把过去三四十年的科研工作经历结合近几年的应用实践体会，借此次机会跟大家讲一讲。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即：中国能不能在科技成果向产业转化的过程中架起一座“铁索桥”，体系化地去解决科技与产业“两张皮”历史痼疾。
科技创新是一场接力赛，从基础原理研究开始，到最终形成商品，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科学研究突破、工程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发展三个环节，每个环节的工作任务和成果产出形态存在差异。基于这样的划分逻辑，我曾提出一种“三品论”：样品、产品、商品。我认为，传统的大学、研究所通常做的是“样品”，比如做支笔，在许多支笔中总结最好的结果，然后在国际上发一篇优秀的论文。而企业做的是“商品”，在资本和市场的加持下，不仅要解决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卡脖子”问题，还要大规模满足市场对物美价廉的商品的需求。
那么，中间“产品”这个环节由哪类创新主体承担呢？基础研究解决的是“可不可能”的问题。高校和研究所如果把大量的笔做得都一样，是不符合他们的定位的。企业同样缺少在产品转化环节深耕的动力和人才支撑。所以，需要有一个新体制的成建制的机构来专门从事“产品”的研发。而此类机构，过去我们是缺少的。
2017年，广东省提出打造几个新体制的省级实验室。在广东省的邀请下，2018年我们发起设立了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作为新体制的研发机构，主要是做“产品”，并且瞄准“商品”目标，攻克产业化过程中的技术难关。在松山湖，我们如果觉得某支“笔”有用，就会找这支笔的研发团队，问他们愿不愿意走出学校或研究所的大门，到我们实验室这个平台上试一试。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的追求不是发文章，而是希望把100支“笔”都做得一样好，完成过程化技术攻关，使它成为产品。
在松山湖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真正体会到，为什么在中国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会这么艰难。从科研到商业应用，科技成果只是其中的一环，能否转化成功是另一件事。在科技成果向产业转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死亡谷”。无论怎么做，这个“死亡谷”总是存在的，再好的科技成果都会由于很多因素而在中间停下来。一旦陷入“死亡谷”，无论科技成果多好，甚至达到顶峰，也未必能够保证最终实现产业化，被市场接受。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在想这其中有没有规律。所以我一直想把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做成一个“样板工厂”，通过它来探索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规律，让科技成果减少产业化的阻力，被市场接受，让样品顺利变成商品，以此在科技成果向产业化转移的“死亡谷”上架起一座“铁索桥”。那么“铁索桥”又是什么呢？我想，“铁索桥”很可能是一种软实力，用一个新词叫作“创新策源能力”。就是在这个地方聚集各种推动创新转化的充足资源，包括以工程技术攻关为目标的新型研发机构、应用开发工程师、早期社会资本、活跃的产业集群、政府新机制、新政策导向等，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健康的有利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环境。
其实，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探索。例如，在过去十年中，本书作者及其团队摸索出了一套很好的实践经验，在搭建科技成果转化生态中做了诸多被社会广泛认可的尝试。《硬科技2：从实验室到市场》这本书，应该说就是他们十年探索的浓缩凝练。书中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所需要的诸多要素进行了翔实的介绍，包括体制机制、思想、金融、人才、关键共性技术平台、新型研发机构等。不同的技术领域，对于成果转化的要素需求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本书中所介绍的诸多实例，大都是科技成果产业化中值得参考的。
202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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