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史话》的出版是对北京市中轴线申遗工程的响应与助力,本书集纳了10位有关中轴线历史文化的专家,他们在各自领域深耕多年,有很多人更是相关领域的权威,比如阎崇年、谭烈飞、郭豹、徐志长、郑毅等人。他们从中轴线上的建筑讲起,用专业知识,为建筑立传,以深厚的文化积淀,讲述北京历史故事。
北京天坛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的一处郊坛建筑,它吸收和继承了五千年中华文化和历代祭坛建设的成果,满足了祀天礼仪形式细腻烦琐的需求。天坛面积 273 公顷,是紫禁城的 4 倍、英国白金汉宫的 40 倍。其内容、设施、总体规划、建筑设计以及建筑技术、艺术均属历代祭坛之最。
明朝永乐皇帝初建北京宫殿城池时,这里只是京城南郊偏东的地段。地面上有少量树木,几处建筑残址,地表多有起伏,有着自然的沟渠和沼泽地,有分散的农户房舍和几片坟丘,这里原是元大都南郊燕下乡海王村和高义村的地界,四周一片郊野景象。
永乐皇帝却选定了这个位置建造天地坛,要在这里行大祀天地之礼(古代大祀是国家最重要的礼仪活动)。究竟朱棣是别出心裁还是随意为之呢,或者是确有古法所依如法炮制的呢?远古早期的祭祀活动的地点,只强调要求在“郊”。选择城郊祀天的两个理由,是洁净和广阔。《礼记》有“兆于南郊,就阳位也”的说法。依阴阳五行之说东方为阳,西为阴;南为阳,北为阴。都城的南郊,属正阳之位,选南郊设坛祭天是最合适的选择。事实上古代“十里为郊”,南郊建坛,距都城、宫城都不会太远,既脱凡俗之界,又省跋涉之劳。真是又方便又安全的好主意。对此后世帝王都乐于接受,并一直沿用。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故,建文帝继位。封地在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手握重兵,才能过人,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夺权即位登上皇帝宝座,年号永乐。
朱棣登基后就开始做政治中心北移的部署。永乐元年(1403)升其旧封地北平为北京。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将北京原南城垣南移二里,以南垣中门为基准确定北京城的中轴线
和“天地坛”坛位。自此,天地坛和北京宫殿城池坛庙工程,大规模开工。
明代永乐年间所建的北京城池,在京城的南城墙设有城门三座,中间一门为丽正门(正阳门)也就是“国门”。明初正阳门外均属于京城南郊,天地坛位居南大道道东,中心建筑大祀殿(今祈年殿),与“国门”直线距离恰为五里。因此天地坛选址是完全遵照古代定制,精细测量定位的,并未受原地地貌和原地自然景观的影响,当然更不是朱棣别出心裁或随意为之的。
永乐十八年(1420)十二月癸亥(二十九),“天地坛”和宫殿城池同期竣工。北京天地坛以洪武所定“合祀天地为永制”为据,只建了南郊天地坛未建北郊方泽坛。明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正式迁都北京。正月甲子(初一)永乐皇帝命太子到天地坛奉安昊天上帝和后土皇帝神主。正月乙丑(初二)永乐皇帝到天地坛,行告祀之仪(迁都)。正月甲戌(十一)永乐皇帝在天地坛举行合祀天地大典。
十天内就在天地坛连续举行了三次典礼,从此明朝开始了在北京依洪武祖制,每岁孟春在大祀殿行天地合祀之礼的惯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和嘉靖前期,共九帝十朝前后 110 年均在天地坛行合祀天地之礼。
明初所建的北京天地坛,中心是大祀殿,占地面积较小,只有“周九里三十步”,约为 1800 市亩(合 119 公顷)。天地坛是明清北京天坛的最初形式。明嘉靖朝(1522— 1566)初期,仍行天地合祀于大祀殿。
嘉靖九年(1530)更变礼制,恢复洪武初期所行天地分祀之制。这就需增建圜丘坛专以祭天,设方泽坛以祭地。于是选位于天地坛大祀殿之南建圜丘。直至清末,这里仍是专以祭天的祭坛。同期北郊建方泽坛以祭地,东郊建朝日坛以祭日,西郊建夕月坛以祭月,次年工成。
嘉靖十一年(1532)春,皇帝于大祀殿举行祈谷礼。这是首创的祀典,前历朝历代均所未有。嘉靖十三年(1534)二月,皇帝诏令定名南郊祭坛为“天坛”,天坛名称才正式出现。天坛坛域,总面积 2750 亩,平面形状仍保持北圆南方。
嘉靖十七年(1538)将圜丘正位所供奉“昊天上帝”,改为“皇天上帝”。改圜丘坛天库正殿泰神殿为圆形重檐,同时更名为“皇穹宇”。殿匾为嘉靖皇帝御笔,同年还诏令撤大祀殿,在原址仿明堂制建“大享殿”,拟行“大享礼”。
嘉靖十九年(1540)十月大享殿兴工,次年四月因太庙失火大享殿停工,后又开工。
嘉靖二十四年(1545)八月大享殿告竣。大享殿从建成至清顺治二年(1645)期间一直闲置,竟达百年之久。清代定都北京后,沿明制。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例行圜丘祭天,并在大享殿祈谷。但草创初期,未形成严格的典章制度,直至乾隆皇帝弘历登基后,才表现出对祭天礼制突出的兴趣和重视。这时已进入康乾盛世,经济能力十分强大。乾隆首先完善了祭天典章制度,随即对天坛做了全面的改建扩建。
乾隆七年(1742)诏令修缮斋宫。乾隆八年(1743)整顿神乐观,更名为“神乐所”。乾隆十四年(1749)开始改建圜丘。乾隆十九年(1754)整顿神乐所,更名为“神乐署”。总之,明代天坛的六大建筑群,无一不被他细心推敲改进、改建或拆除。天坛形成了一条轴线、三道坛墙、五组建筑、七星镇石、九座坛门的天坛鼎盛格局与风貌。乾隆本人,恭虔敬
天,身体力行,在位 60 年在天坛圜丘行祭天礼 59 次;行常雩礼 38 次,诣祈谷坛行祈谷礼 58 次,创历代帝王祀天之最。经清乾隆时期的改建、扩建和精减,天坛祈年殿更加宏伟
壮丽、圜丘更加圣洁。建筑轴线上祭祀建筑屋面统一为天青色,既突出了“天”的主题,也更加庄重、协调、简洁。天坛经明永乐年间初建,嘉靖年间增建,清乾隆年间扩建、改建,历经近 400 年,形成最终格局,并走向了鼎盛时期。
圜丘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主要用于祭天大典。 圜丘坛坛城面积 44.95 公顷,坛域的四方按传统设四座天门,分 别是:东天门名“泰元门”,南天门名“昭亨门”,西天门名 “广利门”,北天门名“成贞门”。四个天门名称中涵元、亨、 利、贞四字,取义《周易》乾卦——乾卦元亨利贞。四天门均 为单檐歇山顶,绿瓦三券洞砖门。
圜丘坛坛域平坦,中心建筑“圜丘”是一座巨大的三层圆形石台。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这里举行。台上不 建殿宇是古代祭天当为露祭(露天而祭)的体现。 “圜”是天圆,“丘”为高起的地面。“圜丘”意为祭天的台子。初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后经清乾隆十四年(1749)改造扩建,而最终形成今式。
圜丘的象征寓意与祈谷坛、祈年殿有所不同。祈年殿是时间、季节、空间、方位寓意。圜丘寓意主要是以形象和数字象征“天”。京城广为流传的民谚“天坛走一走,处处都是
‘九’”,主要是形容圜丘这座神奇的祭坛的寓意设计。
圜丘的形象寓意:
圆丘平面呈圆形,以圆象征“天”(同于祈年殿);各栏板望柱均雕“云龙”,龙为阳,寓意“天”;凤为阴,寓意“地”;上层台面中心为“天心石”(圆形石板直径 80 厘米),寓意太极是天地万物之本源,天坛共三用太极,另两处为皇穹宇殿心石和祈年殿“龙凤石”;“圜丘”为三层(阳数象征天,地坛方泽坛为二层)。
圜丘台面石的秘密:
上层坛面自天心石向外,环铺扇形石板九圈(中层、下层亦同为九圈)。第一圈扇形石板 9 块(一“九”);第二圈环砌 石板 18 块(二“九”);……依次向外共环砌“九”圈石板,每圈递加“九”块。上层最外环即第九圈,为九九八十一块石板。
中层台面最内环即总数第 10 圈为 90 块,再外一圈为 99 块,直至第十八圈(中层最外一圈)环砌 162 块石板。下层台面依此类推,自 19 圈 171 块至 27 圈 243 块。各层坛面环铺的台面石,不论圈数和环砌石板数,均是数字“九”和“九”的倍数。充分突出了阳数“九”的特殊地位,突出“天”的主题。
圜丘石栏板数字寓意:
祭坛的三层台面外缘,均有石雕汉白玉寻杖栏板围护。上层四面各为 9 块栏板(一“九”),共 36 块栏板(四“九”);中层四面各为 18 块栏板(二“九”),共 72 块栏板(八“九”);
下层四面各为 27 块栏板(三“九”),共 108 块栏板(十二 “九”)。
圜丘功用:
1.祭天大典专用场地。圜丘又称祭天台,是古人营造的人天对话的环境和场地。每年冬至皇帝都要在此举行祭天大典。此外这里也举行另外几种祀典、礼仪,和祀天近似但略简。
2.常雩礼。每逢旱年,于孟夏(四月)选“辰”日,行“常雩礼”(龙见而雩)以求雨。常雩礼后仍不降雨,需举行大雩礼,即最高等级的求雨典仪。
3.告祀。国有大事,如新帝登基、大婚、册立皇太子、皇帝南郊升配等。总之皇帝认为重要的国事、大事,均可在此行礼,以告知天帝。
中轴线文化渊源(朱祖希 北京地理学会原副理事长)
先农坛史话(董绍鹏 先农坛古代建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天坛史话(徐志长 北京天坛公园原总工)
天桥史话(赵兴力 天桥民俗文化保护办公室主任)
前门史话(郭豹 北京正阳门文物管理处主任)
天安门广场史话(谭烈飞 北京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故宫史话(阎崇年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钟鼓楼史话(郑毅 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原所长)
中轴线遗闻逸事(勾超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秘书长)
番外:在后海过慢时光(郭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