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在地球生物圈内，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球表层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场所。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就与所在地表环境形成了十分紧密的联系。人类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既深刻地影响到所在区域的环境，同时又深受环境变迁的影响。人类既是环境的适应者，也是环境的塑造者。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人类适应环境、利用环境、塑造环境的能力就越强，但不论人类文明如何进步，地表环境始终是人类活动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研究环境变迁的目的，就是揭示人类与环境互动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借鉴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以期获得更好的发展。由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人地关系，在人地关系演化的进程中，人类活动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故人类活动与环境的关系是人地关系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环境视角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几乎可以说，人与环境的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由于环境对人类而言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自古以来，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思考。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以及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制约，对自然开发要合理有度的重要性，“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 。千百年来，这一直成为人类尊重自然、遵守自然规律的圭臬。在西方，一些思想家很早就对社会文明与环境的关系展开研究与探讨，提出著名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法国的孟德斯鸠等人还用气候寒暖来解释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差异性特征。至19世纪，人们开始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进行反思，认为环境的决定并不是绝对的、必然的，*终还是要看人的选择。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类生产技术不断提升，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更加深刻，逐渐认识到人类生产活动与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能赢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 这是对人类向自然环境毫无节制地索取活动提出警告。至20世纪60年代，伴随工业发展产生的大量污染，思想家们开始深刻检讨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态度，相继提出了人与环境的共生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睦共处，指出人与环境是同舟共济、相互依赖的关系。此外，还提出了环境容量思想，指出环境对人类影响的承受限度。应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思考也上升到更多、更高的维度，为人们研究人地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根据环境容量的思想，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环境承载力的大小。环境承载力，就是在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内，在人类的生存发展不受影响、自然生态平衡不受破坏的前提下，所能容纳的人口活动数量。不同地区，环境承载力不同。一般而言，土壤肥沃、降水丰沛的平原、丘陵地带，生态的修复能力较强，拥有较高的环境承载力，能够容纳的人口数量亦大，当然能够承受强度较高的人类活动。那些降水较少、植被稀疏、土质松散、盐碱化严重的地区，或者土厚石薄、降水较多的地区，生态的修复能力较弱，环境承载力就较低，能够容纳的人口数量较小。从历史上来看，*先因人类活动而使环境遭到破坏、产生巨大变迁的，都是这些区域。北方毛乌素沙地和西南石漠化地区，皆是环境承载力较低之地。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也与人们的环境意识密切相关。人类活动固然会影响到所在区域之环境，但如果有较高的环境保护意识，注意吸取经验教训，坚决杜绝破坏环境的行为，也可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古代各地均有保护森林、涵养水源的乡规民约，还有民间保护环境的格言警句，都是人们正确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宝贵精神财富。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干预大大加强，引发的环境灾害也时有发生，造成的后果都十分严重。每一次的环境治理，都让人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足以令人警醒。当然，今日环境的变化，并非一日完成，而是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很多时候，需要追溯历史。当前，环境史的研究日益兴盛，是人们环境意识觉醒的结果。为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借鉴历史经验，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人类与区域环境的关系，同样具有现实必要性。
从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研究而言，珠江中上游地区无疑是值得关注的区域。因为这一区域正好处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的过渡地带，包括桂北、黔南、黔西南、滇东南广大的岩溶山区，受流水侵蚀影响，地表切割较深，地貌十分复杂，多数属生态环境脆弱、敏感地带。与其他流域不同的是，珠江中上游河网密布，左江、右江、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龙江、柳江、桂江诸水汇流，呈典型的“树状”结构。按地形的自然分割，中间又可分为若干个小流域。地形的破碎、阻隔，使得各地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社会习俗均有明显的差异。在这一区域内，壮、彝、布依、苗、瑶、仡佬、仫佬、侗、毛南、水等诸多少数民族交错杂居，他们的生产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明代以降，随着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统治的不断加强，汉族移民开始不断流向珠江中上游山地，他们在带来先进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促进民族交流的同时，也改变了这一区域的环境及人地关系。由于地处珠江中上游流域的关系，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对这一区域环境的影响并不仅止于自身，对下游的珠江三角洲也有影响。因此，珠江中上游山地是开展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较为理想的区域。基于此，笔者以人类活动与环境的关系为视角，选取这一区域做专门的研究。
本书的研究意义主要如下：一是通过梳理、分析人类活动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揭示南方山地人地关系演进的规律，进一步丰富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内容，为探索小尺度区域的历史地理提供有效的研究范式。二是通过对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效应的分析，为当今珠江中上游山区的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事业提供经验借鉴及政策支撑。这一区域，环境脆弱、敏感，少数民族分布较广，不同小区域之间民族文化习俗各有差异，面临的发展环境也有较大不同。需要因地制宜，找准发展路径，发展特色产业，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通过对人类活动与环境效应的关系分析，可以有效地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于人类活动与环境的关系的理论研究，西方学术界研究起步较早，早在20世纪中叶，就出现了行为地理学、生态地理学等学派。早期的行为地理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外在行为（如旅行行为）和环境感应，其后扩展到对态度、决策、学习和人格方面的分析 。研究人类行为的方法也开始强调要从宏观走向微观。在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上，开始从环境（特别是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特别是自然人）的影响研究转向人（特别是社会人）与环境（特别是社会地理环境）的互动研究 。生态地理学的兴起稍早，*先是在地理学研究中提出的。1924 年，美国地理学者H. H. 巴罗斯（H. H. Barrows）在阐述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时提出：“‘人类生态学’的方向，主张地理学的目的不在于考虑环境本身的特征与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而是要研究人类与自然和生物环境间的相互影响，从这些作用过程、机制的探讨到环境政策的制定和环境的整治。” 至20世纪70年代，生态地理学又开始向生物地理学方向延伸，一些国外学者开始研究地理学对解决生态问题的贡献，并明确指出生态学方向是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同时还指出人类经济活动对环境的有害影响，并不仅限于物质对环境的污染，它对自然资源的再生产、毁灭性过程的发生和发展及自然界的其他现象等都有很深的影响。“必须寻求各种方式使人类的生产活动对环境的损害减小到*低限度，而且还应有计划地影响自然过程，使环境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的生存活动” 。正是越来越意识到生态地理学在当今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的目光转到这上面来。胡焕庸在《新兴的生态地理学》一文中指出，生态地理学的产生，源于许多生物学家，尤其是生态学家，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改善自然环境来保护人类，并强调了生态地理学的重要性 。其后方兴未艾，并由此形成了较有影响的生态地理学派 。近年来，随着交叉学科的研究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将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边疆地区的民族地理研究之中，也取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尹绍亭、秋道智弥主编的《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观点，他们认为研究环境史，就是以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书中收录了十多篇有关民族地区环境史方面的论文，对云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边疆区域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进一步推动了生态地理学的发展。
在实践研究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依赖、利用程度不断加深，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相互影响也日益增强，大气污染、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显现，早已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高度重视。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继实行“国际生物学计划”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门又发起了一项政府间跨学科的大型综合性研究计划，即“人与生物圈计划”，其中有针对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措施对放牧地、热带稀树草原和草场的影响；人类活动对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系统动态变化的影响；人类活动对湖泊、沼泽、河流、三角洲、河口和沿海地区的价值和资源的生态学影响；人类活动对山地和平原生态系统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实施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明确强调加强区域研究，特别是典型区域的研究，重视关键过程，并提出了“集成”研究的新思路。在此大背景下，国内科学研究也紧跟国际步伐，先后制定并实施了攀登计划预选项目“我国未来生存环境变化趋势的预测研究”和“西部气候、生态和环境演变分析与评估”等基础研究计划。国内学者对环境史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也日益深入 。
众所周知，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差异较大，各地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有不同特点，必须根据地形地貌特点，开展分区域的细致研究，才能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各地区人地关系演进的特点，认识区域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共性。为此，国内不少学者针对一些典型区域、典型领域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相继展开了学术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探讨人类活动与河湖变迁的关系研究。例如，顾延生等人所著《2万年来气候变化人类活动与江汉湖群演化》 一书，对史前时期（约2万年）以来江汉平原地区的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及江汉湖群的沉积演化过程进行研究，重点研究了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对江汉湖群的影响，为人们了解江汉盆地古环境演变与当代江汉湖群环境保护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水利电力出版社所编《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影响（论文汇编）》 一书，收录了多篇中外学者的论文，从理论到实践层面探讨人类活动对流域的影响。李杰等人的《人类行为与湖泊生命》 一书，以滇池为研究对象，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滇池污染产生的社会原因及价值损失，认为导致滇池污染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并对滇池流域社会运行机制与居民行为方式对滇池污染的影响进行了对策研究。张胜利、康玲玲、魏义长的《黄河中游人类活动对径流泥沙影响研究》 一书，从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与加速侵蚀、黄河流域水沙变化近期趋势、黄河中游水利水土保持减沙作用分析评价、人类活动对河川径流泥沙影响研究实例分析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措施和黄河中游水沙变化模式。冉大川等人的《黄河中游近期水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响应》 一书，系统分析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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