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引洱入宾”
明朝万历元年冬，御史邹应龙平寇后来到宾川，见到面前的景象让他颇为诧异：“（宾川）州西二十里，见土地膴美，何不加耒柜？”随行告诉他：“无水。”因此他动员大家筑了水塘，“引泉注之”，解决了部分农田用水，使“无水而有水，失田而得田，斥卤之地行且变为沃壤矣”。老百姓感其恩，建祠祀邹公与孔明像一起供奉。邹公塘容水虽有限，但在滴水贵若金的宾川，这是何等珍贵的创举啊！
宾川离洱海仅一山之隔，但由于四山如城，有别于大理，属中亚热带冬干夏湿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区。也就是说，宾川地热充足，土地肥沃，素有“天然温室”之称，但年平均降雨量不足600毫米，为全省最少，加上水源奇缺，旱情十分严重。早在古代就有洱海引水的传说，据雍正《宾川州志·灾异·河孔通泉》记载：“河子孔，在鸡足山下，又名盒子孔，即丰乐溪也。水源自洱河东，青山圣母港流入山腹。昔有人饭此，失盒水中。明日，过鸡山见盒自孔中流出，故名。”宾居一地还有“祭通洱溪之神宾居大王节”，传说大王叫张敬。他协助观音制服罗刹，观音赐以大王，并用拐杖戳开大山，“神通洱海”，引变了宾居十年九旱的灾难。故大王节时众人以牲醴昭告：“培我田亩，惠我农夫，赡我民食。”一直到1939年，人们才有较为科学的设想。当时编修的《宾川县志》稿记载：“宾川在洱海之东，地势较低数十丈，自令山镇三棵树山峡开河渠，直达海滨，筑堤置闸，引洱海水入宾，灌溉中北二区，计可增辟农田数万顷。”这些传说和设想成了宾川人的宿愿，故民间有引洱人宾“清朝想，民国议”的谚语。但在当时条件下，要想实现致富的愿望，谈何容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人民迫切向往的大事得以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1951年3月，云南省和大理州有关部门在下关讨论洱海水应当满足外域包括宾川等县50万亩耕地的用水问题。1958年3月，云南省副省长张冲率工程技术人员视察引洱入宾工程现场，指示勘测设计；同年4月，工程第一次上马，采用明渠加隧道的施工方案：动工打洞。当已掘进523米，并衬砌113米时，终因人力、物力不足，于1961年停工。
直至1972年，大理州派出汪修章、段诚忠和陈善述等3人，向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报告“引洱入宾”工程再次上马的请示，得到同意。3月，指挥部即时成立，再次上马800余人。翌年1月，打钻孔14个，总进尺2 042. 59米。由于与西洱河发电站之间用水矛盾难以解决，工程第二次下马。1974年，云南省采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在干旱坝区宾川和弥勒滇西、滇东两地探水。宾川在170平方公里内普查出10个洪积扇、一条古河道，定井316口（其中成井配套186口）。查清地下水的分布，为打井抗旱提供了依据，此项技术获得1978年云南省科技成果一等奖。随后，宾川掀起打井抗旱热潮，由此造成竭泽而渔的不良后果。
1980年5月，水利部长钱正英到宾川考察水利。1982年宾川遭遇特大干旱，年降雨量仅304.4毫米，全县水库蓄水552万立方米，除去死库容496万立方米，只有56万立方米可供灌溉。当年粮食产量仅6 587万斤，比1952年产7 952万斤还低。历史再次无情地证明了宾川穷在干旱、苦在干旱，而且靠境内的水资源无法解决宾川的干旱。时任县委书记的王加明于1982年6月和1983年5月两次写信给中共云南省委、大理州委报告宾川严重干旱的情况，并要求重启“引洱入宾”工程。报告还明确提出从洱海每年给宾川5000万立方米的水，把海稍水库灌满，是使宾川改变干旱面貌的唯一出路。
1983年，云南省政府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根据省领导的指示，把“洱海水资源的开发及其综合利用研究”列人中心直接抓的重点课题之一。9月，中心总干事谭庆麟带领专家组到大理州，对洱海水资源开发及其综合利用进行调查研究，并向省政府提交了“关于洱海水资源开发及其综合利用的初步意见”。1984年3月5日至9日，由和志强副省长主持在下关召开专题讨论会，有30个单位的领导、专家和技术人员共51人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了洱海的生态环境、引洱人宾等问题。和志强副省长在总结中说：“我个人意见赞成引洱济宾，并将提交省长办公会议讨论。”之后，省人民政府行文批准进行引洱入宾工程前期工作，由大理州人民政府组建引洱人宾工程指挥部，在1958年和1971年的基础上补勘测设计，完成了引洱人宾工程规划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设计任务书。1985年，水电部批准工程任务书，批准年均引水量5 000万立方米。同年12月28日，大理州引洱入宾工程处与铁道部第二设计院第三勘测设计总队签订补勘测设计合同书。1986年1月5日，勘探队伍进入现场开展工作，4月，完成设计任务。隧洞工程由铁道部第五工程局第五工程处承包。1987年3月5日，工程在大理市海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