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由党和政府总揽全局，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及环境保护纲领进行战略调整，为全社会走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性发展之路提要钩玄；大众媒介作为环境公共治理的一支社会力量，通过揭示环境污染事件背后的生态价值冲突，凸显产业资本逻辑与生态伦理思想、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发展思想之间的价值背离现状，从而开启了广阔的环境公共治理“话语实践场域”，为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机制、解决自然资源过度耗竭等问题提供公共治理方略；同时，民间环保组织、社会教育机构在传播公民环境权、公共利益、多元参与等环境公共治理理念的基础上，从实践的维度演绎“环境公共治理”的协商模式和话语体系，促进了全体社会对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和政策的价值认同与遵从意愿。总体而言，我国环境公共治理与环境传播是一场根除困扰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环境冲突问题、致力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历程。 本书读者对象为高等院校环境公共管理、环境保护、环境传播专业学生及环境管理机构相关人员。

第一章 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
　　罗纳德 赖特（Rorald Wright）在《极简进步史：人类在失控中拨快末日时钟》一书中说道：“文明经常很突然地陨落—纸牌屋效应—因为文明对生态的索取达到极限时，就会因自然界的波动而变得异常脆弱。气候变化带来的*迫切的危险是天气的不稳定，这造成了世界主要粮食产区的粮食减产。干旱、水灾、火灾和飓风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在加剧。这些灾害，也包括战争，所造成的污染加剧了毁灭的旋涡。医疗专家担心大自然会用疾病攻击人类；人类这一数以亿计的灵长类动物，居住环境的拥挤不堪使很多人身患疾病，还有营养不良，此外他们还可以通过飞机相互接触，这正是机敏的微生物等待已久的免费午餐。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 贝克（Ulrich Beck）关于风险社会来临的预警早已揭示了引起赖特忧虑的征兆：人类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危机事件频发的高度风险社会，这个高度风险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各种复杂化的、不确定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接踵而至，致使现代社会的治理体系面临着不可预测甚至具有颠覆性矛盾与冲突事件的挑战。 为此，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都在努力构筑一个强有力的、健全而有效的公共治理机制，以应对现代化发展对人类提出的全面挑战。这个公共治理机制是由跨越政治、经济、社会和公共行政等诸多领域之间隔阂的、具有统一问题意识与认知方式、具有共同治理目标和一致治理行动的不同层面组织构成的社会治理网络和治理机制。它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治理机制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之间的有效互动和协商，有序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现代化，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持续的联合行动 ，实现治理效率、法治、责任、民主等公共价值。
　　我国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生态文明建设涵括了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多个维度的民主变革与制度的深刻调整，其过程实际上就是环境公共治理理论与环境传播行动相结合的交叉运行与思想智慧的碰撞，其目标是建设民主协商式的环境公共管理机制，引领国家走向环境立法、执法、守法，实现经济与环境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道路。整个历程包括，由党和政府总揽全局，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行动纲领进行战略调整，为环境生态文明建设走向理性发展提要钩玄；媒介作为环境公共治理的一支社会力量，通过揭示环境污染事件背后的生态价值冲突，凸显产业资本逻辑与生态伦理、经济发展观与可持续性发展思想之间的价值背离现状而揭开了一场环境民主治理的“序幕，为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和遏制自然资源过度耗竭等问题提供系统的生态伦理判断准则；与此同时，民间环保组织、社会教育机构在传播和践行“民主、公民权、公共利益、多元主体参与等环境公共治理思想的基础上，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演绎“环境公共治理的协商模式和话语实践，促进了全体社会包括产业界对环境正义理念和公民环境权与健康权的认同与共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基层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民主协商能力和理性治理的实践能力。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社会治理作出了全新的阐释：“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 自此，我国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治理采取了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一致的建设路径。其一，强调公共治理体系的引领、协同作用，即作为治理主体之一的政府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确定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本质体现，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和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相契合的理论思想、战略框架与执政方略到设计和规划与执政理念相耦合的组织结构、文化意识和传播路径，治理体系领导能力的建设包含了培育决策者对社会发展困境的正确判断力和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科学认知力。其二，立足中国实际，通过制度层面政治制度、法律法规、政策条例多维度管理机制的转变，重塑环境治理主体的生态伦理、道德和责任意识，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通过跨部门的合作政策整合团队创新力，结合网络化治理的“交融链道，推进行政系统的开放性、组织效率和生态工程决策的民主性，使得政治权利得以有效交替，从而为公共治理机制的正常运行做出*大的政策承诺和财政投入，以保障公共权力主体对社会秩序与以和谐关系为标准的治理目标产生效力。其三，为涵化（即“摄入）一整套有利于增进社会利益的公共服务模式，培育选择一批了解公民集体偏好、善于政治协调沟通和表达的变革型领导，置于各级生态管理组织的协调中心，由其负责生态治理话语权、决策权和生态网络治理各“节点具体责任的重新配置，如生态治理网络不同节点的环境政策定位、治理重点工程的运营过程以及公共环境服务对象与服务项目的规划与执行等确保基层“生态民生的财政专项资金的支出和财政投入后的资金监管及绩效评价。以上生态公共治理的核心目标，是确保变革型领导实现公共资源等的公平配置，彰显公民本位和公共诉求的理性回归，其结果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其四，政府根据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治理的要求，重塑与经济组织的合作关系，建立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机制，并运用合作网络治理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对工业企业加大环保治理和管控力度，从促进公共利益均衡视角维护环境公共价值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公共领域对乱排乱放、偷排偷放等污染环境行为的环境监管能力。
　　第一节 文献综述：公共价值管理理论
　　西方关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讨论大致围绕以下4个问题展开：①什么是公共价值；②如何实现公共价值；③由谁来实现公共价值；④公共价值绩效评估的标准。马克 H. 穆尔（Mark H. Moore）*早提出，公共管理的目标就是发现、定义并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公共价值不仅是创造的收益，也包括了公共部门在追求价值的过程中使用的资源，包括财政资源、立法权威。 穆尔从公共行政的基本目标阐释了政府的职能：政府不应该仅仅是规则制定者、服务提供者、社会安全网络的构建者，更应该是公共价值的潜在创造者、公共领域（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的塑造者。
　　一、公共价值的内涵与分类
　　从权利与义务的宏观层面来看公共价值：“一是公民、法人组织和其组织团体应该（或者不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二是公民、法人组织和其它组织团体对社会、国家的义务以及公民、法人组织和其它组织团体之间的相互义务；三是对宪法和社会运行有影响的政策和规则应该遵守的原则，不论这些政策和规则是政府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建立的。 举例而言，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食品和药品安全、经济增长、环境美化、公民幸福指数提升等都属权利导向的公共价值。乔根森（T. B. Jorgensen）与博兹曼（B. Bozeman）从微观层面描述了七类“义务型公共价值：①与公共部门对社会贡献相关的价值，包含共同价值、公共利益、社会凝聚力；利他主义、人的尊严、可持续性、对未来的关注；政治尊严、政权稳定性。②与社会利益向公共决策转化相关的价值，包含多数原则、民主、人民意志、共同选择；用户参与、地方治理、公民参与；保护少数族裔、保护个人权利。③与公共管理者和政治家的关系相关的价值，包括政治忠诚、责任、回应性。④与公共行政与环境的关系相关的价值，包括公开-保密、回应性、倾听、公共意见；提倡-中立、妥协、利益均衡；竞争-合作、利益相关者价值。⑤与公共行政内部组织相关的价值，包括稳健性、适应性、稳定性、可靠性、及时性；创新热情、对风险的准备；生产力、效益、节俭、私人部门管理方式；雇员自我发展、良好的工作环境。⑥与公共管理者行为相关的价值，包括责任、专业精神、诚实、道德、伦理、正直。⑦与公共行政和公民关系相关的价值，包括用户导向、及时性、友好；对话、回应、用户民主、公民参与、公民发展；公平、合理性、公正、专业精神；合法性、保护个人权利、平等、法制、正义等。这类基本的公共价值反映了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与权利。 如第七条，由公共行政职能决定的对公民的价值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中公众为解决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所引发的*起码的共同需求。钟晓华在归集以上文献观点的基础上，对不同机构应创造的不同类型价值进行了分类，如政治实体、审计和监督机构负责实现的政治价值是，在公共领域中鼓励和支持民主对话，积极推进公民参与；政治忠诚、程序公正、社会责任导向、公共监督及透明；在政治生活实践中逐步确立起来的社会公共利益，如秩序、权力、自由、民主等。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组织通过经济活动创造的价值是，通过商品和服务满足顾客需求。公民团体、高校和科研院所、非营利组织负责实现的社会文化价值是，促进社会资本、社会联系、社会凝聚力、文化认同和社区福利；助力实现真、善、美统一，培育有助于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品德。环保部门、公民团体负责实现的生态价值是，在公共领域中减少污染、浪费和造成温室效应等不良行为，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增强环境价值、物种多样性等。
　　西方学界将公共价值区别为基本的与核心的两种，基本的公共价值是社会组织普遍认同的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元素，如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凝聚力、可持续性发展、民主法制等。核心公共价值由政府创造，大致包括公众生活质量、健康与幸福、安全与保障、社会资本、公信力、责任感、忠诚度、成本与效率等与治理结果相关的公共价值，也涉及公众参与、公开透明、公正和公平、授权等与共识相关的公共价值。 “政治杰出人物凭借自身所处的政治权威性地位和在社会协调机制中的核心位置，能够将核心公共价值以较小的阻力推入公共决策领域，因此，相较于基本公共价值而言，核心公共价值具有上位性和统领性。从两种公共价值的关系来看，二者既有所差异，又存在一致性。差异体现在公民和政治杰出人物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认知存有差异，进而影响着公共价值的建构结果和特定时期社会成员共识的达成。一致性体现在，政治杰出人物本身来源于公众，因此两种公共价值具有相同根基；而且，政治杰出人物在选择核心公共价值时，会基于对政治权利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与权威性的考量，将两种公共价值的差异缩小到可控范围内。 如公共政策既体现了公民所偏好的基本价值，亦在核心公共价值中回应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需经过政治协商和公共决策过程而达成共识。
　　综上，公共价值的概念显得抽象、难以识别。因此，西方学界设定了不同类型价值的可操作性概念。例如，通过城市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举措和减少的“城市垃圾来衡量环保部门产生的公共价值；通过观察社会机构在促进民主对话、组织公民参与的决策程序来测试其民主价值；通过调查和统计政府经济政策在激励企业创新和技术升级的财政投入与产出所增加的经济增量和就业率评估其经济价值；通过量化研究调查公共管理者培育社会资本和社会凝聚力、优化社会关系、提升文化认同以及增加社区及公民个体福利所做出的贡献和发挥的领导力来测试其社会和文化价值。 可见，学界设定的由微观层面的二级指标和细微的三级指标构成的各类公共价值评估体系，旨在阐明公共价值的具体内涵，设置公共价值概念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二、三级指标。
　　二、公共价值供给主体
　　公共价值是国家治理目标，其概念内涵中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制度改革、依法行政，及其对公民的责任与合作精神的追求等都属规范性导向的价值建构。可以说，公共价值也是对公共行政过程的一种约束性框架，它要求政府为了*大化公共利益而维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的公平与正义，通过公共服务、法律规制和公共政策等治理手段，将“政府认为重要和需要资源的公共服务供给与“公众认为重要的需求连接起来 ，解决公共利益冲突，推动社会进步。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目录
前言 兼论环境公共治理与环境传播的辩证统一关系
第一章 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 1
第一节 文献综述：公共价值管理理论 3
第二节 环境治理与服务的公共价值 12
第三节 公共治理实践与环境管理的“中国谱系” 27
第四节 个案研究：城市运动会与城市环境公共治理的“中国场景”——以广州市第十六届亚运会为例 61
第二章 城市环境公共治理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68
第一节 政府主导的环境公共治理机制 68
第二节 创新城市环境公共治理的动员机制 81
第三节 环境公共治理思想的内化机制与途径 91
第三章 环境公共治理的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 100
第一节 再现环境污染根源，诠释环境公共治理的“焦点” 101
第二节 《中国环境报》的雾霾议题对环境公共治理产生的推动作用 116
第三节“公共治理话语”中的语境重置模式——以广州市流溪河的公共治理为例 126
第四章 环境公共治理的实践理性与社会资本的积累、培育 144
第一节 城市“生态意象”中蕴含的民生福祉 148
第二节 乡村环境治理中的民主自治理性 155
第三节 城市公共价值治理对居民地方认同的影响——以广州市“垃圾分类处理”为例 162
第五章 环境公共治理与公共价值的“消长规律” 178
第一节 血铅超标事件触发的公共价值“话语场域” 178
第二节 增强环境公共治理合作精神，消除公众环境焦虑心理 188
第三节 乡村振兴中的生态公共治理模式 195
第六章 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201
第一节 为环境公共治理构筑一道风险防范的“堤坝” 202
第二节 环境风险防范的信息公开制度及公开路径——以联合国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为例 207
第三节 污染物排放清单制定与实施的个案研究——以澳大利亚污染物排放清单为例 219
结语 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