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引 言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文化几乎成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瞩目的焦点话题，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文学、哲学等学科纷纷转向文化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文化几乎跨越了所有的学科边界而成了社会思想界反复申说的中心议题。因此，所谓“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顾名思义就是“转向文化”（turn to culture）。 俄裔加拿大学者玛格丽特?迪克维茨卡娅（Margaret Dikovitskaya）在其博士论文《从艺术史到视觉文化：文化转向之后的视觉研究》（From Art History to Visual Culture: The Study of the Visual after the Cultural Turn）中指出，这一名称正式确立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把这一时期人文科学转向对文化研究的潮流称为“文化转向”。 英国历史学者西蒙?冈恩（Simon Gunn）在2005年出版的《历史学与文化理论》（History and Cultural Theory）一书中指出，“如果说对叙事的关注构成了过去20多年中历史书写的确定特征之一的话，那么，‘文化转向’（culture turn）似乎是一个更为宽广的运动，它横扫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并且囊括从意义建构到商品消费等各种形式的文化。因此，在新形式的理论与新类型的史学关系中，文化的概念居于核心地位” 。1999 年新文化史学家维多利亚?邦内尔（Victoria Bonnell）和林?亨特（Lynn Hunt）合作主编了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的论文集，在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她们回顾了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研究方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学，开始了后来众所周知的语言或者文化转向的开始。” 美国学者马克?D.雅各布斯（Mark D. Jacobs）和南希?韦斯?汉拉恩（Nancy Weiss Hanrahan）编撰的《文化社会学指南》（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开篇也说，“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经历了一次‘文化转向’，‘文化’也被重新阐释，甚至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 。来自文化研究重镇的英国学者戴维?钱尼（David Chaney）在《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Culture Turn: Scene-setting Essays on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中同样指出，“20世纪后半叶，文化成为人文科学学术研究的焦点 文化转向同样是社会思潮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文化转向：后现代论文选1983—1998》（The Cultural Turn：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Postmodern，1983—1998）的论文集，他观察到，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随着商品贸易稳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文化的威力，在整个社会领域里以惊人的幅度迅猛扩张，以至于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的一切，从经济价值到国家权力，从社会实践乃至心理结构本身，都可以说成是“文化的”。 萧俊明在刊行于2004年的《文化转向的由来—关于当代西方文化概念、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考察》一书中认为，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文化转向是20世纪一系列转向，即语言学转向、解释转向及后现代转向的新阶段，它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而其萌生的源头似乎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 ，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结构主义兴起时期。
从以上关于“文化转向”的各种著述和观点来看，大多数研究者只是基于自己的学科立场感受这股思潮带来的冲击，对这种思潮本身的渊源、内涵及特征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不过，他们都认为这股思潮的冲击超出一般思想理论范畴，导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生研究范式的转向，即“文化转向”。这种范式性的变革一方面冲击传统既有学科的陈旧框架，迫使它们集体性地“转向文化”，另一方面也衍生出一些新兴的跨学科，立足于研究以影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就是这一思潮冲击取得的典型实绩。另外，从前文对“文化转向”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大都来自传统学科领域，基于对文化范畴一贯的普遍认知，几乎一致将文化视为社会范畴的一部分，而且也将“文化转向”正式确立的时间不约而同地定在20世纪80年代初。但如果我们不从传统学科立场出发，而是直面“文化转向”思潮自身衍生、确立和兴盛的发展历史，将它放置到20世纪60年代兴盛起来的“语言学转向”视野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文化转向”实际是“语言学转向”的直接效应和典型表征，其知识论的来源是语言学中的符号学。在以语言学模型建构起来的世界中，语言符号与其所指之事物并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符号在使用过程中会脱离原来所指之事物而成为某种意义的象征。因此，语言所构成的意义世界绝非其所处客观世界的镜像，反而是形塑人们感知客观世界的滤镜。简言之，存在并不一定决定意识，而意识反过来却一定有塑造存在的功效。 这就打破了形形色色的决定论，也包括上述以社会范畴为中心、文化只是它隶属部分的社会学模式。
一、“文化转向”的两阶段
鉴于这样的情形，我们所说的“文化转向”实际上与“语言学转向”（20世纪60年代兴起）几乎同义，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直接的源头有两个，一是以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ckobson）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人道主义追求系统科学模型的结构主义方法。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就是这两股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直接催生出“文化转向”思潮。因此，“文化转向”是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社会思潮演变的一部分，（后）结构主义思想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来源。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转向”思潮逐渐发展和扩散，它自然将结构主义理论与方法带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导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生转型。自此“文化转向”思潮进入深化拓展的第二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转向”扩散到了各人文学科，并建立起以“语言学模型”为基础、“文化”范畴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我们称之为“文化主义”范式。
对“文化转向”发展分为两阶段说，新文化史家邦内尔和亨特也持有与本书几乎一致的看法。他们在《超越文化转向》的论文集中提出，如果从社会学和史学研究来看，以时间为线索可以把“文化转向”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他们将其发端明确地追溯到1973年，这一年出版的两部重要著作—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和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对美国社会科学家当中文化研究的倾向产生了深刻影响。怀特用语言学模式重新解释了历史学家的研究及其方法论，认为“这种语言模式也就是一种比喻性的策略，它依次又形成研究设计的其他方面，包括情节设置和解释的方式” 。这种基于语言学模式的历史研究显然推翻了传统的历史学叙述模式，怀特后来被人看作是正在进行中的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格尔兹则引入了一个基于符号和象征意义的文化概念，“我所采纳的文化概念本质上属于符号学的文化概念， 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 。于是，他认为，研究文化的任务是“运用符号学的方法进入我们的主体栖居的概念世界，以便我们能够在该术语的某种延伸的意义上与主体交谈” 。这样一来，导致文化研究领域一场理论与方法的重组，即从解释（explanation）到阐释（interpretation）与深描（thick description）。由此，象征、仪式、事件、历史遗物、社会配置和信仰体系等都被作为“文本”来探寻它们的符号结构，即它们作为某种意义体系中一部分的内在一致性。怀特和格尔兹的这两部著作影响和推动了“文化转向”的启动。除了怀特和格尔兹之外，20世纪70年代还有一些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对这一文化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有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这些文化理论家对“社会”和“文化”范畴的重新检讨，大大改变了知识界的风景和形貌，促动了人文社会科学整体“转向文化”。
邦内尔和亨特认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带有后现代主义意义的文化理论向社会学的解释发起挑战。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追随德里达和福柯，随着他们对符号、仪式、话语和文化实践的强调，以及更一般的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批判，“文化转向”发展进入第二阶段。文化转向及后现代主义对知识形式的总体批评，共同促使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传统范式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以文化为取向的研究模式。这种研究模式的立足点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文化如此彻底地渗透于我们对现实的感知之中，结果使得任何假定的对社会生活的科学性解释简单地变成了集体虚构化或制造神话的一次操演，我们再已无法获得任何客观、独立的真理。 在此情形下，人文社会科学转向文化的方向，并寻找人们（群体或个人）行为的文化背景，即以诸如符号、仪式、话语、文化实践等研究代替过去的社会结构或社会阶级的分析，社会科学正在变成一种更一般的阐释的、乃至文学的活动。这一特征成了文化转向中*明显的特征。此外，在具体的理论和方法上，“他们（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转向人类学家寻求指导。这一语言学转向，还随着结构主义及其后继者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 。从邦内尔和亨特关于“文化转向”两阶段的划分来看，他们与本书在划分上的区别就在于起始时间上。这两位历史研究者出于自身学科立场，将“文化转向”思潮的衍生时间定于 1973 年，其原因就在于当年上述两本关于历史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论著的出版，它们对“社会”和“文化”两个范畴的检讨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对社会学和历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和价值。本书之所以将“文化转向”思潮的起点设定为20世纪60年代，原因在于我们不是基于某一种学科立场，而是将它视为由20世纪60年代“语言学转向”遭遇结构主义方法两者碰撞衍生的结果。这股文化思潮的产生有其深厚而广泛的社会文化土壤，而不单单只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变革而已。总之，我们都赞成“文化转向”是基于一种语言学模式所引发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范式转型，所以才会对“文化转向”思潮做出相同的“两阶段”划分，以及对它第二阶段发展基本持一致的看法。
二、“文化转向”的内涵和“文化主义”范式
这种基于“语言学转向”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不同于过去把社会的范畴看作是先于并决定了意识、文化或语言的下层建筑的观念。如今前者反而被认为是建立在后者之上的，社会的范畴仅通过其文化的表象而存在。 这种范式的转变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冲击了传统学科的既有藩篱，迫使它们面对研究范式的转换必须做出相应的方法论上的调整，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前面那些来自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传统学科领域的学者反复申说文化这个中心议题；“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几乎跨越了所有的学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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