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博格·巴赫曼 （Ingeborg Bachmann，1926—1973）

奥地利诗人、小说家、剧作家，20世纪德语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生于克恩滕州克拉根福，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意大利三国交界处。父亲是纳粹党人。

1948年，她遇见了诗人、大屠杀幸存者保罗·策兰，两人秘密相恋，共度六个星期，此后持续通信。

1950年，在维也纳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1953年凭出道作《延宕的时光》获四七社奖，1956年又以诗集《大熊星的呼唤》斩获不来梅文学奖。

1957年，她与策兰在巴黎意外重逢，再度相恋。1958年至1962年，她与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共同生活。

1964年，获毕希纳奖；1968年，获奥地利国家文学大奖。

1970年，策兰自沉于塞纳河。悲痛中，她修订了已完稿的小说《马利纳》，并于次年出版，也即她的“死亡方式”系列中唯一完成了的一卷。1973年，在一场由香烟引发的火灾中烧伤，死于罗马。

王韵沁

诗人、译者，现就读于艾奥瓦作家工作坊。

您好，我是一个不知名的女人，我住在维也纳。

我和马利纳同居，和伊万恋爱。

马利纳在一墙之隔的地方，伊万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我，死于马利纳，活于伊万。

我时常会做关于我父亲的噩梦。

我偶尔想象这片土地传奇般的往昔。

我吓跑了来采访我、来亲吻我的手的记者。

我是如皮埃罗一般的悲伤小丑女。

今天，我还在这里，在我的匈牙利巷，宽阔的弧线形领地。

但总有一天，我会消失，走进一面最古老、最坚实的墙里。

“这是谋杀。”

克拉根福著名的邮递员克拉内维策证明了一个人可以因为感受到使命召唤而成为一名邮递员，投递邮件并非胡乱选择的职业，或者说，把它当作一个职业选项是个错误，而他最终因渎职和挪用公款被判数年监禁，他完全被误解了，被法庭和媒体不公平地对待。我比看这几年最惊人的谋杀案还要认真地读了克拉内维策的案子，尽管在当时我只为这个男人感到惊叹，但现在，他获得了我最深的同情。从某天起，奥托·克拉内维策毫无理由地停止了投递邮件，连续好几周、好几个月地把它们囤积在他独自居住的老式两室一厅公寓，邮件堆到了天花板，他把大多数家具都卖了，以给这座越来越高的邮政山腾出空间。他没有拆任何一封信或包裹，没有挪用支票债券，没有偷过母亲寄给儿子的纸钞，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这类事。他只是，突然不再投递了，一个敏感、细腻、高大的男人认识到了他工作的全部意义与影响，而正是因为这样，小官员克拉内维策不得不在耻辱与羞愧中被奥地利邮政辞退，因为它们只以雇用积极、可靠、有毅力的邮递员为豪。而在每一项职业中，一定至少有一个人活在深刻的怀疑里，于是发现自己身处矛盾。投递信件似乎尤其需要一种潜在的恐惧，一种地震仪一样感受情感冲击的能力，而这一能力只有在比这更高级，或是最高级的职业中才被认可，就好像邮件们不该有危机一样，不该有思考-意欲-存在，没有审慎的、崇高的放弃，而这一权利是很多人都有的，他们拿着更高的报酬，坐在教授席上，获许思考上帝存在的证据，思考存在、真理，或者就我所知，地球，甚至宇宙的起源！但默默无闻、收入微薄的奥托·克拉内维策只被指控行为卑劣和玩忽职守。没有人意识到他已经开始思考了，哲学问题和人类发源的惊奇已抓住了他，而鉴于这些让他感到不安的事，你不可能说他是无能的，因为没有人能比这位在克拉根福送了三十年信的人更清楚地看出邮政机构的问题，它本质的问题。

他对我们的街道了如指掌，他很清楚哪些信件，哪些包裹，哪些印刷品的盖章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即便是收件拼写上最细微的不同——某位“非常尊敬的阁下”，一个没有写“先生”或“女士”的名字，某“双博士教授”——也会透露给他社会学家和心理医生都发现不了的某种态度、代际冲突、社交关系上的警醒。他能立即通过一个写错了或没写全的寄件地址看出一切，当然，家庭邮件和商务邮件的区别，以及这两者和关系亲密之人的友好信件的区别，对他来说一目了然，而这位杰出的邮递员，冒着职业生涯的一切风险，为其他所有人背起了十字架，面对公寓里这座越来越高的邮政山，他一定惊恐万分，一定遭受了无法描述的良心上的痛苦，这是他人无法明白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一封信只是一封信，印刷品也只是印刷品。另一方面，不管是谁，只要尝试着把自己数年来的所有邮件收集、摆在面前，就像我现在这样（即便是这样一个人，在独自面对这些邮件时，也做不到完全不带偏见，因而也就看不到其中更大的联系），应该就会明白一场邮政危机——哪怕只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发生了那么几个礼拜——在道德意义上，比那些公共允许发生的全球性危机的发端更重大，那些危机往往就是人们轻率地造成的，而正变得越来越罕见的思想，不只是特权阶级和它可疑的代表人物以及那些官方沉思者的资产，它也是属于奥托·克拉内维策的。

人物表

第一章 与伊万的幸福

第二章 第三个人

第三章 最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