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静画（典藏版）》：
　　我面前是两个笔记本：第一本小而厚，页边被污渍染成了红色，封面是浅灰色的麻布，就好像战前跟它搭配的是一件粗花呢夹克似的；第二本稍大，差不多是现代拍纸薄的大小，封面是老式大理石纹的硬纸板，有点儿像外公喜欢画在墙上的那种仿大理石纹。第一个笔记本记叙了他在根特的贫困中长大，以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经历。
　　他七十二岁时开始用这个笔记本记事——日期是1963年5月20日。他这么做也许是为了能继续讲述他的生活怎样被扭曲，因为家人和亲戚们都逐渐听厌了他讲的逸闻趣事。他妻子加布里埃尔七年前去世，他通过写作来哀悼她。他通常用深蓝色墨水书写，饶有兴味地把故事串起来，那个灰色的外省小镇的日子化成记忆的潮水。我依然能够在脑中呈现他的瓦特曼自来水笔在那张19世纪的小桌子上的样子——他把小桌子涂成了奇特的木质纹理，好让它看起来有些像古董。原先大理石的桌面一定开裂了，替代它的木质桌面有些小。很多年来，他在这张小桌子前写作——尽管小桌子太高，坐在桌前很不舒服。这张小桌子现在就在我写作的房间里，在我身后，抽屉上沾染了五彩的颜料；我依然把两个笔记本放在这个抽屉里。他开始在第二个笔记本上记事，是因为他后悔在第一个笔记本中用了太多的细节描述他童年生活的贫困；在第二个笔记本的开头，他解释自己在第一个笔记本中写了太多个人逸事，不得不重新开始，这次将只涉及战争。再说，他只用六个月就用完了第一个笔记本。
　　他写道：“我的战争日记多半是有关童年的乏味故事，还写了几十页不相干的事。现在我应该只写战争，无所隐瞒，满怀真诚，请上帝帮助我。只写我经历的恐怖。”
　　就这样，他概述了几个讲过的故事，在各处加入新的细节，讲述持续到1919年。第二个笔记本记叙了发生在伊瑟河前线的一些创伤性事件，他负伤的细节，他在英国度过的康复期，以及他在利物浦发现的壁画——对他如此意义重大。他更加言辞简洁地讲述第二次负伤后的经历，因为关于在战壕内的污秽中生存的描述只能重复这么多遍：赤手空拳杀死老鼠，夜晚在火上炙烤；受伤战友的呼号；用流血的双手在淤泥中挽起带刺的铁丝网；机枪突突响；榴弹炮的爆炸声；被掀起的泥土和被炸飞的人的肢体。但是他详细记述了第三次在英国逗留的一些事——在大湖区的温德米尔。在第二个笔记本的最后几页，他开始写战后第一年发生的一场个人悲剧——发生于1919年西班牙流感蔓延期间。这部分叙述的笔迹变得紊乱了。虽然笔迹失控了，但他作为叙述者的语气还保持着分寸。这部分的字行呈斜线横过页面，摇摆不稳地延伸到页面的左边和右边；有时他恢复到先前工致的笔迹，有时笔迹变得抖抖索索。在最后几页上费力书写时，他肯定已经八十多岁了。到了用不同颜色的圆珠笔书写的时候，他的视力已经严重下降——就我所知，他从来没买过一副新眼镜；当他勉为其难地写作的时候，他或许连页面都看不清。十七年，共六百页手稿。他的记忆如此鲜明，保留了那么多细节，我相信某种创伤后的明晰思维肯定起了作用。与第一个笔记本相比，第二个笔记本中的细节表明他沉潜到了回忆的深处。他终其一生也无法摆脱这些细节：夜晚来临时树叶窸窸作响，而他再次面对死亡；死去同伴的形象；泥土的气息；春天到来的最初几天，微风扫过被炸翻的原野；满是弹孔的马厩里被炸死的马的残骸。最后一页上有一片污渍，好像液体渗透了纸页；污渍所在的一面是“夜晚”这个词，另一面是“恐慌”这个词。
　　我用充裕的时间来吸收读到的内容，标记页码，注明两个笔记本中重复叙述的事件，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把回忆录打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察觉到很多事件和未讲透彻的故事是彼此关联的。这项工作很劳神：一方面，我无法复制他老派的优雅、拙重和真实——如果这么做，我就是在装腔作势；另一方面，当把他冗长的叙述改写成现代风格时，我觉得是在背叛他。甚至连修正他写作中那些可爱的笔误，我都隐隐地感到内疚。这项工作迫使我直面任何文学作品背后令人痛苦的真理：必须先从故事的原初形态中抽身出来，然后才能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它们。但是时间紧迫，有一个念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必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百年纪念到来之前完成这项工作，那是他的战争。
　　我像个法院书记员一样一头扎进六百页的手稿中，诅咒自己的平庸风格——我想忠实于他，又想把他的故事变成自己的经历，这种模棱两可的尝试导致了我风格平庸。我编撰了一个事件和关键词的目录，列出了要访问的地方。以防遗失，我把笔记本复印了，放在一个防火的保险柜里。我与极少数的幸存者谈话，他们只能提供一些不确定的细节。我父亲是他的女婿，这时独住在斯凯尔特河岸上的那所房子里，我请他写下能回忆起来的所有事情。九十岁的他依然头脑清晰，精力充沛。他帮助我找到了把片段连起来的黏合剂，把外公几十年来津津乐道但又不足为信的版本与笔记本中的版本相对照，然后确定每件事在整个过程中的真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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