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耻
这天晚上，我在网上申报所得税结算。点击“完成”按钮后，我立刻感到郁郁不安。我爬上床却睡不着。如果我操作有误， 税款没缴够，是会被起诉的。
恍惚睡去，我梦到我和父亲在同一个监狱的操场。我站在他旁边，但旋即走开，不想让看守看到我们在一起。梦里是一个冬日的下午，很冷。两个监狱看守大笑着，互相开着玩笑。我走上前，跟他们说我在这儿工作，下班了就会离开监狱。他们俩继续聊着天，仿佛听不到我讲话。我摸索着找钥匙，但钥匙包是空的。我问看守能否听见我说的话，但无人回应。
清晨五点，太阳刚升起时我就醒了。大雨斜着倾泻下来， 我出门往监狱走去，没有带伞。耳朵和脖子后面都湿了。到监狱安检门口，我脱掉泡湿的鞋、手表和腰带，穿过金属探测仪， 踩着湿透的袜子，感受着硬邦邦的地面。我有点眩晕，心跳也变快，像是背负了一桩疯狂而荒谬的罪。我的帆布背包正穿过X 光机。安检员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又盯着面前的机器判读我的罪行，我想象扫描器上的灯马上就要变红，发出哔哔的报警声，然后他们会在我的背包里发现一千克毒品。
没有刺耳的警报声。我有气无力地张开双臂让安检员检查， 套头衫的衣袖也是湿漉漉的。虽然通过了安检，我心里却仍然感到恐慌。我穿过监狱的空地，经过一堵开着一排排牢房窗户的墙， 一下子听到很多台电视机发出的声音。酸奶广告曲、紧急新闻报道、罐头笑声……
我曾偏执地认为，无论我自己做什么选择，父亲的罪过都会传给我，不过好几年没有出现过这种无端的恐惧了。这种认定自己会入狱的感觉在我十八岁时最强烈，那时我担心的不是被捕，而是如何被捕。我希望被捕的时候是白天而不是晚上，希望我是独自一人，不要有朋友在旁。我听到警笛声就心生恍惚，会停住脚步听声音是否越来越近。在监狱过道里，一名警员用绳子牵着一只德国牧羊犬迎面走来。我放慢了脚步，似乎想引诱它冲我吠叫，但它只用黑眼珠盯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我的学生戴维今天有人探视，不能来上课，所以我趁课前的午饭时间到他牢房送些阅读材料。他的狱友开了门，一股味道扑鼻而来。薰衣草香混杂着臭袜子味、煮泡面味和狭小空间里两个男人身上的味道。他们窗台上放了四盒紫色的空气清新剂，他跟我说戴维今天负责派午餐，还没回来。我到餐饮区一看， 那里大排长龙，不知道晚点儿来是否会好些。我问一位看起来约莫七十岁的老人午餐一般什么时候结束。他说：“我们半小时前就该吃上饭了。”他和我父亲操着同样的利物浦口音。“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开饭，他们说等几分钟，他妈的已经等了二十分钟了。这种鬼地方就没有时间概念。”
于是我打算晚点儿再找戴维。回到教室，我发现一个女人正在往箱子里装玩具。泰迪熊、乐高积木、一架彩虹色木琴和一台费雪牌玩具电话，电话上装着轮子，前面还有张笑脸。她说她教会其他人玩玩具，这样探监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哄孩子了。
她走了。我把椅子摆成一圈，等待看守喊自由活动。
* * *
我出生的前几年，父亲曾蹲过十八个月的监狱。我童年时， 他又接二连三地触犯法律。我两岁时，有一次父母带我去泽西岛度假。我当时太小记不清，但母亲说假期的第二天晚上，父亲因为一名帅气的服务生对母亲彬彬有礼而吃醋。后来母亲和我返回旅馆，父亲自己则在外喝酒。凌晨一点钟，他摇摇晃晃地进了门，把一袋珠宝扔在她脚边。里面都是金戒指和钻石耳环。
“给你。”父亲说，浓重的酒气喷到母亲脸上。
“你干了什么？”母亲问。
他们听到警笛声越来越近。父亲站在那儿，手里还晃着一串珍珠项链。
他砸了一家珠宝店的橱窗，拿了陈列台上不少东西。几分钟后，警察赶到并逮捕了他。第二天，他出庭应诉。如果不是因为他拿的黄金、钻石和珍珠只是仿照正品做的塑料版，他就又回监狱了。法官判处了他财产破坏罪，责令他付了一笔罚金。母亲将留着度假用的钱交了上去。然后她改签了车票，我们当天就返程了。
父亲不想让邻居发现我们回来得这么早，因为他们就可能要问东问西了。于是，那周剩下的几天，我们都拉上窗帘在屋里待着。
我七岁的时候，父母离异，父亲搬去了距离我们三十分钟车程的地方。他做起了保险推销员。我每隔一周去他那里过周末，和同一条街上的孩子玩耍。十八个月后的一个周日，大约中午时分，电话响了。父亲还没起床。后来电话转到留言机，我听到一位老人指责父亲骗了他几千英镑。
两周后，父亲到学校接我，开车四小时去了他的新家。为了消磨时间，我看向窗外，数着高速上的交通灯，从一个数到一千个，然后再从头开始，又数了一千个。最后我们来到一个海滨小镇，他在那儿租了一个顶楼的单间公寓。
晚上，我们去了酒吧。他很快就喝醉了，还用假名跟酒吧的女侍和其他酒客搭讪。我们的桌子在角落。我啃着指甲，用手指绞着头发，坐立不安。
“老实坐好。”他说。
我把双手放在大腿上，紧张到想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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