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继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后的又一女作家，不屈的自由女性，硬核的“文坛女斗士”。
1919年10月22日，在伊朗古城的一所石屋中，多丽丝·泰勒出世了。她的父亲本是英国的一名普通银行职员，在“一战”参军失去了一条腿；母亲曾是父亲截肢时的管床护士。多丽丝4岁时，全家辗转回到英格兰老家，不久又迁至非洲的津巴布韦垦荒种地。
14岁时，多丽丝因眼疾退学，为逃离贫穷压抑的原生家庭和荒凉闭塞的乡野，到南非大都市谋生，先后做过护士、保姆、接线员。25岁时，她随第二任丈夫、一名德国流亡共产党人改姓莱辛。30岁和平分手后，她携幼子返回母国，只带着少量现金和书稿、衣服，以及一箱书，但她不禁欢呼：“我自由了，我终于完全成为我自己。我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是自足的独立个体！”
翌年，莱辛从非洲带来的书稿《野草在歌唱》出版，轰动英美文坛。她43岁时，长篇小说《金色笔记》问世，被誉为“女性解放运动启蒙书”；但莱辛拒绝这一标签，说“我想写的是一部记录时代的编年史”。她交游广泛，情史丰富，热衷于社会运动，也因曾是共产主义的有力支持者，受到英国军情五处长达二十年的秘密监视。
在不同文明、种族间的迁徙和波澜壮阔的人生，赋予了这位“亚非欧的女性精灵”非凡的见识；她一生写下五十余部小说，曾获毛姆文学奖、英国皇家文学会荣誉奖等几十项大奖，88岁时获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说：“莱辛改变了我们审视这个世界的方式。”

“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 “你现在嘴硬，到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到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会离开的。” “不可能。” “你凭什么断定我？” “因为我知道，大家在生命的各个阶段说的话都一样。” …… 简是一位干练的杂志主编、标准的“独立新女性”，半主动地成了丁克一族。丈夫和母亲离世后，她过了一阵子自在恣肆的生活，却发觉空虚无法填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老太太莫迪。莫迪的一生完全是简的反面，为家庭奉献了一切，最终却孤苦无依。两位女性间建立起了奇妙的友谊和改变彼此人生态度的关系。

这第一部分总结了大概四年的生活。那会儿我还没记日记，要是记了就好了。我只知道，我现在对当年那些事的看法，与当年身处其中时已不一样。
我的生活在弗雷迪罹患绝症前是一回事，之后是另一回事。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和我认识的所有人一样，差不多所有人，主要是我的同事。我现在明白，那时我根本没有自省一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想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
弗雷迪病入膏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公平。对我不公平，我暗暗地想。我是有些知道他活不长了的，但我当没这回事。我那样做太冷酷无情了。他那时一定觉得很孤独。我当时很自豪，因为我一直在工作，“保持有钱进账”—哎呀，他不工作，我不得不这样做。不过我很庆幸我得工作，这样我就有理由不陪着他难过。现在我知道了，我们的婚姻不是那种有着真正相互交流的婚姻。我们根本不算真正成了婚。如今人们的婚姻多半是这样的，双方互相想占便宜。我总觉得是弗雷迪占了我的便宜。
癌症这个词被提过一次。医生对我说，癌症。现在我明白，我那时的反应阻止了他们继续和我讨论该不该把事实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们告没告诉他，他又知不知道。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住院以后，我天天都去看他，不过我微笑着坐在那儿：你感觉怎么样？他看起来糟透了。蜡黄蜡黄的。蜡黄的皮肤下瘦骨嶙峋的，像一只拔了毛待煮的鸡。他在保护我。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那时是无法承受的。长不大的妻子。
他终于死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当初待他有多糟。他的姐姐有时会过来，他们大概聊过吧。她待我如同他待我一样。很温和。可怜的简娜，不可以指望太多。
他去世以后我就没有见过她了，他家的人一个都没再见过。终于滚蛋了，谢天谢地。我是说，他们是这样看我的。我倒不介意和弗雷迪的姐姐聊起他，因为我对他没什么了解，没什么真正的了解。不过想重新认识他，那会儿为时已晚。
他去世后，我发现自己十分想念他，我很想知道在他很少提起过的那些年月里他是怎么过的。比方说参军打仗。五年。从十九岁到二十四岁。那几年对于我来说是美好的时光。1949年我十九岁，开始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业起步。
不过我们又很亲密。我们的房事很是欢畅淋漓。也许别的方面不行，但在这个方面我们和谐得很。但是我们没法交流。不对，是不交流。不对，是他没法和我交流，因为每当他尝试的时候，我就会逃避。我觉得事实是，他是个严肃内敛的人。正是我如今求之不得的那种人。
十年以来，我一直要什么有什么；他死后，我想云雨之欢想得发狂，那会儿我到处滥交，我不愿想到底有多少人，或者是哪些人。有一次办公室聚会，我环顾四周，发现我和在场的半数男人都上过床。这吓了我一大跳。我其实一直痛恨那样的性爱，一顿好饭后有点醉醺醺的，我还有事情急着去办，这么一种情况下的性事。不是他们的错。
乔姬姐姐来看我，说是轮到我照看妈妈了，那种事情也就随之结束了。我当时又自怜自惜起来。现在我倒觉得，她的确早该开口了！丈夫、四个孩子、一栋小房子—而自从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直住她那儿，八年了。我没有孩子，而且我和弗雷迪都工作，所以不缺钱。但他们从来没提过妈妈该来和我们住。或者说，我反正是记不得有过这种提议。不过我也不是那种会照顾孤寡老母的人。妈妈以前说，我花在脸上和衣服上的钱都能养活一家人了。的确。我也没法违心说对此我很后悔。现在有时想想，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刻，就是早上走进办公室，知道自己看起来不错。大家都留意观察我穿了什么衣服，怎么穿这些衣服的。我每天都对这一刻翘首以盼：我打开门，穿过打字室，享受姑娘们羡慕的笑容。然后穿过一间间行政办公室，那儿的姑娘们羡慕欣赏，希望也能有我这样的品位。嗯，就算我别的没有，品位的确是有的。以前我经常一周买三四件新衣，只穿一两次，然后就扔一边堆着。我姐姐把它们拿去做好事，所以倒也没有浪费。当然，这都是在乔伊丝接手了我，教会我如何真正地打扮—风格，而不仅仅是时尚—之前。
妈妈来和我住时，我才意识到我是个寡妇了。
一开始倒也不太糟糕。她身体不是太好，不过她会自娱自乐。我要是看上了哪个男人，也没法带他回家了，不过我暗自挺高兴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我的老母亲在家呢，可怜的简娜！
来我这儿一年后，她生病了。我对自己说，听好了，这次你不能装作没这么一回事了。我陪她去医院。他们告诉她，她得了癌症。他们讲了好久，告诉她会发生什么。他们和蔼可亲，通情达理。以前医生没法和我谈我的丈夫怎么了，但是他们可以直接和妈妈谈她怎么了。因为她是那样的人。生平第一次，我想要和她一样。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她让我难为情，她的穿着，她的发型。以前我和她一起外出的时候，我会想，不会有人相信我是她的女儿，过度古板、讲究体面的她与我，我们是两个世界。我坐在她身边，听她和医生说起即将来临的死亡，那样优雅，那样庄重，我感觉糟透了。但是那时我吓得六神无主，因为吉姆叔叔死于癌症，现在是她—父母两边都有病史。我想：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我了？那时我的感觉是，这不公平。
妈妈临死前那些日子，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像弗雷迪那会儿我压根就不想弄清楚。但我还是没做到，问题就在于此。我那会儿时时刻刻觉得难受和恐慌。她很快就垮了下去。垮了下去—就是这样。我痛恨身体的痛苦。那会儿出门上班前我会去看她。她穿着睡衣在厨房里慢条斯理地做些琐碎事情。她的面色蜡黄，泛着不健康的光亮，皮包骨头。不过至少我没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些了，那太好了！我陪她坐下来，喝咖啡。我说，要不要我去药店—她有那么多的药丸、药片、药剂要吃。她会说，嗯，买点这个那个。但我没法亲吻她。唉，我们这家人不是喜欢身体接触的那一类！我根本记不得好好地拥抱过姐姐。面颊上轻吻一下，就差不多了。我想要抱住妈妈，也许再轻轻地摇摇她。到了最后，她那么勇敢，病得那么厉害，我觉得我应该伸开胳膊好好抱着她。但是我没法碰她，没法好好碰她，没法温柔体贴地碰她。那味道……他们尽可以说这不会传染，但他们知道什么？根本不知道多少。以前她常常那样坦诚地直视我，但我根本没法直面她的眼睛。倒不是她的眼神里对我有什么索求，而是我深以我的情绪为耻，为自己感到惊慌。不，不像当初对待弗雷迪那样，我不冷酷无情。但是对于她来说，一定感觉不到什么——我的意思是，感觉我算不上什么。每天早晨几分钟而已，然后便赶着去办公室。我一般回家都迟，和同事，一般是乔伊丝，吃过饭才回来，那会儿妈妈已经上床了。她还没入睡，要是睡着就好了！我走进她的房间，坐在她身边。她经常疼得死去活来。我总把她的药准备好。她喜欢这样，我看得出来。这算是一种鼓劲支持吧。我们稍稍聊聊。后来乔姬姐姐开始每周来两三个下午，来陪她。我没法一直陪她，我要上班，而她的孩子都上学了。我走进房间，会看见她俩坐在一起。我常常嫉妒得难受，她们是这样亲密，母与女。
等妈妈住院以后，我和乔姬轮流去探视。那时乔姬得从牛津来伦敦。我没法去得更频繁。每隔一天，在医院里待两三个小时。我痛恨那每一秒钟。我想不出来讲些什么。但乔姬和妈妈总是时时刻刻有话可聊。都聊的是些什么呀！—我那时听着，完全难以置信。她们会聊乔姬的邻居，乔姬邻居的孩子，她们的丈夫，她们朋友的朋友。她俩聊得一刻也不停。她俩对这些话题是如此投入，真是有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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