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斯拉夫版《美丽人生》，一个孩子眼中的战争：为什么寂静露出了牙齿？河流为何不再大笑？我要画没有血的伤口，牙医穿着迷你裙，没有针头的青霉素注射器
☆ 德国图书奖得主天才之作，作者从波黑战争难民成长为“德国当代文学的领军人物”，比肩安德里奇的书写南斯拉夫的大师
☆ 德国沙米索文学奖，《西雅图时报》《洛杉矶时报》年度图书，全球31种语言震撼共读
☆ 永远消失的故乡，笑中带泪的小人物故事，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黑色幽默的完美融合
☆ 只要还有幻想，我们就能在黑暗中笑着活下去
斯拉夫科爷爷用奶奶的晾衣绳测量了我的脑袋，于是我就有了一顶魔法帽：一顶用硬纸板糊成的尖尖的魔法帽。斯拉夫科爷爷说：“其实我还没有老到可以陪你这么瞎胡闹，而且你也长大了，不该这么胡闹了。”
我拿到了一顶魔法帽，上面点缀着黄色和蓝色的星星，星星还拖着黄色和蓝色的尾巴。我又剪了一片镰刀似的小月牙和两枚三角形的火箭。一枚火箭上坐着加加林，另一枚上面是斯拉夫科爷爷。
“爷爷，戴上这顶帽子，你就在哪儿都看不到我了！”
“我倒希望这样！”
在那个夜晚，爷爷去世了。当天清晨，他用树枝给我做了一根魔法棒，他说：“帽子和手杖里藏着一种魔力。戴上帽子，挥一挥手杖，你就成了不结盟国家里最强大的实力派魔法师。只要和铁托思想一致，遵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章程，你以后就能让许多事情发生彻底的变革。”
我不相信魔法，但我不怀疑爷爷。给我戴上帽子的时候，爷爷严肃地说：“最珍贵的天赋是创造，最大的财富是幻想。亚历山大，你记住这句话，你要把这个世界想象得更美好。”说着，他把魔法棒递给了我。这一刻，我的一切怀疑都烟消云散。
因逝者而感到悲伤是一件很普遍的事。在我们这儿，当周日、雨天、咖啡和卡塔里娜奶奶碰到一起的时候，悲伤也就来了。奶奶最喜爱的是那个把手上有裂缝的白色杯子。她从杯子里啜饮着咖啡，哭泣起来，回忆起所有逝去的人和他们生前做的一切好事。今天，家人和朋友们都陪着奶奶，因为我们怀念两天前去世的斯拉夫科爷爷。但他只是暂时去世，等我找到魔法棒和魔法帽，他就会回来。
在我们家里，还没有去世的有爸爸妈妈，还有爸爸的兄弟——博拉叔叔和米基叔叔。法蒂玛外婆是我妈妈的妈妈，身体还算硬朗，她身上只有耳朵和舌头死了——她聋得像大炮，哑得像落雪。戈尔达娜婶婶也没有去世，她是博拉叔叔的妻子，而且怀孕了。戈尔达娜婶婶天生金发，在我们家族的黑发海洋中，她就像一座金色的孤岛。大家都叫她“台风”，因为她的活力是普通人的四倍，跑得比普通人快八倍，说话比普通人急促十四倍。从马桶走到盥洗池，她就像冲刺一样飞奔；在商店收银台前，收银员还根本没来得及录入金额，她就早已算清了所有账目。
因为斯拉夫科爷爷的去世，他们都来看望奶奶，聊着台风婶婶肚子里的新生命。大家都相信，最晚在周日，或者再晚一点，在周一，婶婶就会生下宝宝。这比正常情况早了几个月，但孩子已经和九个月时一样成熟了。我建议叫这个孩子“飞毛腿冈萨雷斯”。台风婶婶摇着头，她金色的卷发也随之摆动：“难道我们是墨西哥人吗？女孩又不是老鼠！她应该叫埃玛。”
“斯拉夫科，”博拉叔叔轻声地补充说，“如果是个男孩，就叫斯拉夫科。”
今天，那些穿着黑衣、在卡塔里娜奶奶家喝咖啡、不时偷偷望一眼沙发的人都对斯拉夫科爷爷怀着极大的善意，对他的爱无处不在。当卡尔·刘易斯在东京创造世界纪录的时候，爷爷正坐在沙发上。在9.86 秒之后，爷爷去世，他的心脏和卡尔·刘易斯进行了一次并驾齐驱的赛跑——心脏停止了跳动，卡尔像一个疯子一样停了下来。爷爷喘着气，卡尔把双臂甩向空中，奋力挥舞着一面美国国旗。
吊唁的客人们带着夹心巧克力糖、方糖、科涅克白兰地和烧酒。他们想用甜蜜来抵消奶奶的哀痛，用酒精来麻痹自己的悲伤。男人的悲伤闻起来像须后水，他们在厨房里站成一圈，把自己灌醉。悲伤的女人和奶奶一起，围着客厅的桌子坐着，为台风婶婶肚子里的新生命叫什么名字而出谋划策，讨论着孩子在出生后头几个月最健康的睡姿。提起爷爷的名字时，女人们切着糕点，互相递给对方。她们给咖啡加糖，用看起来像玩具餐具的勺子搅动着杯子里的液体。
女人们总是在夸赞糕点。
太奶奶米列娃和太爷爷尼古拉没在这里，因为斯拉夫科爷爷——他们的儿子，要去维勒托沃，回到父母的家：他应该葬在自己出生的村子里，叶落归根。在哪里出生和在哪里埋葬，我不太明白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也许，人也一定可以死在他长期生活和喜欢生活的地方吧。比如我爸爸可以死在我们的地下室里，他称之为“画室”，而且几乎从没离开过那儿，也许他可以死在他的画布和画笔下。奶奶无所谓葬在哪里，最重要的是，她要和女邻居们在一起，而且还得有咖啡和夹心巧克力糖。太爷爷和太奶奶百年之后可以葬在维勒托沃，在他们李子园的下面。对了，我妈妈经常去哪儿，喜欢在哪儿呢？
至于斯拉夫科爷爷，可以安葬在最好的故事里，或者在党务办公室的下面。没有他的生活，我也许还能忍受两天，到那时，我的魔法用具一定还会出现。
我很期待再次见到太爷爷和太奶奶。自从我留心观察以来，他们身上就从来没有散发过甜美的味道。他们平均大概有一百五十岁了。尽管如此，在整个家族里，他们却是和死亡距离最远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台风婶婶除外。但是台风婶婶不能算，因为就像博拉叔叔有时候说的，她并不属于人类，她属于自然灾害，而且屁股上有个螺旋桨。博拉叔叔这么开玩笑的时候，会亲吻婶婶的后背，这是属于他的自然灾害。
博拉叔叔的体重和我曾祖父母的年龄一样。
我家族中仍旧健在的还有卡塔里娜奶奶。在那个夜晚，爷爷伟大的心脏得了世界上发作最迅速的病。卡塔里娜奶奶恸哭：“斯拉夫科，你走了，我一个人该怎么活！我的斯拉夫科，我好惨！”
比起爷爷的死，更让我害怕的是奶奶的悲恸，那种顺着膝盖陡然跪下去的巨大悲恸：“一个人，我现在一个人可怎么活！”奶奶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在爷爷遗体的脚边苦苦哀求，唯愿自己也不在人世了。我的呼吸变得更快了，却没有变得更轻松。奶奶非常虚弱，我似乎觉得她的身体要完全瘫软在地上了。电视里，一个高大的女人跳到沙坑里，兴高采烈。奶奶喊来邻居们，大家解开爷爷衬衣的扣子，他的眼镜滑落下来，他的嘴巴斜耷着——而我和往常一样，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剪一些小东西出来，给我的魔法帽剪出更多的星星。刚经历过一次死亡，在之后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感到害怕。我看见奶奶放在电视机上的陶瓷狗已经翻落下来，而装着晚饭剩下的鱼刺的餐盘还躺在钩织出来的桌布上。我听着奔进奔出、忙忙碌碌的邻居们说的每一句话。在奶奶的啜泣和号啕之中，我还是听懂了一切。他们扯着爷爷的双腿，爷爷从沙发上滑下来，往前倒了下去。我躲在电视机后面的角落里。但是，即便躲在一千台电视机后面，我也躲不开奶奶变形的脸庞，躲不开从沙发上跌下的、肢体扭曲的爷爷，躲不开这样一种想法：我的祖父母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丑陋。
我多么希望自己当时把手放在了奶奶颤抖的背上——她的上衣已经被汗水湿透，我多么希望自己当时对她说：奶奶，别这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爷爷是党员，党是遵守共产主义者联盟章程的，我只是刚好找不到魔法棒了而已。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奶奶。
但她伤心得发狂，让我说不出话来。她大声喊着“别管我！”，她喊得越大声，我就躲在角落里，越没有勇气。邻居们离开爷爷，走向奶奶，想安慰这个伤心欲绝的女人，就像要把一些她完全不需要的东西卖给她。邻居们越这么做，奶奶就越恐惧地反抗。沾湿她面颊、嘴巴、下巴乃至渗进她的哀号的眼泪就像平底锅上的油一样，眼泪越多，我从客厅剪出来的细节也就越多：书架上放着马克思、列宁、卡德尔的书，左下角摆着《资本论》，客厅里弥漫着鱼的气味，糊墙纸上贴着几根树枝，墙上挂着四张织花壁毯——乡间小道上玩耍的孩童，彩色花瓶里的绚烂插花，波浪起伏的湖面上的船，森林边上的小屋——在船只和小屋的上方悬着一张照片，照片的中央是相互握手致意的铁托和甘地，还有那句话：“我们怎么能把这一切和他分开？”
来的人越来越多，熙熙攘攘，相互挤占着座位，好像要补上什么没有做的事，至少像是不要再错过什么似的，要在死亡的附近尽可能地表现出生命的活力。爷爷的死太过突然，让邻居们感到恼怒，或者让他们有负罪感，低头看着地面。没有人能理解爷爷的突然去世，包括奶奶：“我好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斯拉夫科？”
三楼的阿梅拉阿姨倒在了地上，有人大叫：耶稣的心啊！另外一个人马上诅咒耶稣的母亲，大喊圣母玛利亚，顺带扯上了耶稣的几个家族成员。奶奶硬拽爷爷的裤腿，冲着两名带着箱子刚出现在客厅的卫生员乱打，哭喊着：“把手拿开！”卫生员在白大褂里面穿着伐木工人的格子衫，从爷爷的腿上拉开奶奶，仿佛从一块石头上扯一只附着在上面的螺。对于奶奶来说，好像只要她不放开爷爷，爷爷就不会死去。她不肯撒手。白大褂们在爷爷的胸口听着什么，其中一个在爷爷面前拿着一面镜子，说：“没了。”
我大喊大叫，我说：“爷爷还在，爷爷的死不符合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目标。你们走开，拿我的魔法棒来，我证明给你们看！”
没人看我。那两个伐木工人兼卫生员用一支笔往爷爷的眼睛里照。我拔出了电源插头，电视机沉默了。在插座的角落里，挂着松松垮垮的蜘蛛网的断丝。一只蜘蛛的死比一个人的死轻了多少呢？蜘蛛夫人会抱住它丈夫哪条死去的腿呢？我决定，以后再也不把蜘蛛关到瓶子里，慢慢地往里面注水了。
我的魔法棒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角落里站了多久，直到爸爸出现在客厅。他立刻抓住我的手臂，好像要把我抓起来。他把我交给妈妈，妈妈又拖着我经过楼梯间，到了院子里。空气里弥漫着杏子酒的气味，火焰在梅格丹燃烧。从梅格丹眺望四周，几乎可以看到整个城市，也许可以看到院子，看到院子里一个黑色长发、棕色眼睛的年轻女人对着一个同样发色和杏仁眼的男孩弯腰。女人吹掉男孩额头上一绺一绺的碎发，她的眼里饱含泪水。在战场上听不见女人对男孩耳语了些什么，也许也看不出男孩点了点头。在这之前，女人死死地抱住他，久久不肯放开。而男孩的点头就像在许诺些什么。
跑一百米需要心脏停止跳动多久，蜘蛛的一条生命有多沉重，为什么我的伤心汉要给那条恐怖的河流写信，作为魔法师的“未完结”领导同志能有什么法宝
暗红色有多么甜蜜，一面墙需要几头公牛，为什么克拉尔列维奇·马尔科的马和超人有亲戚关系，一场战争如何在庆典的时候来临
当海象吹哨的时候谁会赢，一支管弦乐队闻起来像什么，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能穿透雾气，一个故事如何变成一个约定
什么时候花是花，海明威先生和马克思同志如何站在一起，谁是真正的俄罗斯方块大师，博戈柳布·巴尔万的围巾为什么要替他的脸受罪
某些事在什么时候是一个事件，在什么时候是一种经历，铁托同志有几次死亡，以及曾经有名的三分球射手怎么成了中心运输公司的欧洲客运大巴司机
人称海象的米伦科·帕夫洛维奇从他美好的旅行中带来了什么，站长的腿如何被唤醒了生命，法国人可以用来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引号是多余的
差的音乐品味会导致什么，六点人在攻击什么，战争一旦开始会有多快
我们在地下室玩什么，豌豆的味道如何，为什么寂静露出了它的牙齿，谁的名字是正确的，一座桥可以经受住什么，阿西娅为什么哭，阿西娅如何闪耀
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享乐者喝什么，我们的俄语写作得了几分，欧洲鲢鱼为什么吃口水，一个城市怎么可能裂成碎片
埃米娜被抱着穿过自己的村庄
1992 年4 月26 日
1993 年1 月9 日
1993 年7 月17 日
1994 年1 月8 日
喂，亚历山大！啊呀，你是从哪儿打来的电话？不错啊！糟透了，那又怎样？
1995 年12 月16 日
我究竟想做什么
1999 年5 月1 日
亚历山大，我一定要把这个包裹寄给你
一切还如当初一般美好
2002 年2 月11 日
我叫阿西娅。他们把妈妈和爸爸带走了。我的名字有一种含义。你的画很让人讨厌
在萨拉热窝的三百个电话号码里，随机拨一个，大概每十五个电话中就有一个是电话答录机的声音
是什么让自作聪明的家伙们变得聪明，押在自己回忆上的赌注可以有多大，谁正在被发现，谁依然是虚构
在上帝的脚后面打的是什么比赛，基科为什么拿起了香烟，好莱坞在哪儿，米老鼠如何学会了回答问题
我列了很多清单
“未完结”的领导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