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是我在毫无准备中唯一深入实践的事情。
——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
摄影的能力是唤起而非告知，暗示而非解释，它诱使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艺术史学家从收藏的大量照片中选出一张来讲述他或她的故事。然而，这样的故事可能与照片最初的叙事语境、拍摄者的意图或是初始观众使用的方式紧密相关，抑或毫无瓜葛。
——玛莎·桑韦斯
我在写《阿莱夫》时的主要问题在于把无限的事物编入有限的目录中，而在这一点上，沃尔特·惠特曼做得极其成功。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我并不是第一个从博尔赫斯描述的“某本中国百科全书”中汲取灵感的研究者。根据这项神秘工作，“动物可被分为以下几类：（1）从属于帝王的；（2）气味芬芳的；（3） 驯服的；（4）乳猪；（5）美人鱼；（6）传说中的动物；（7）走失的狗；（8）包含在此分类中的；（9）疯子般颤抖的；（10）数不清的；（11）由纤细骆驼毛刷绘制的；（12）及其他；（13）打破花瓶的；（14）远看像苍蝇的等”。
然而，此书所进行的摄影审查既不严苛也不古怪，它受到早先出于好意的尝试的鼓舞，即将摄影的无数可能性编列成任意顺序。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曾说过，这是他自己所“钟情的主题”——如何像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那样成为“无意识摄影师”。对于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而言，一切皆有意而为。他在《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中坚称：“每件事物皆准确地影像化，而非诗化。”他热衷于模仿“太阳神祭司”，创作出的诗歌有时读起来像是在巨大的、不断展开的摄影目录中延伸的说明文字：
看哪，在我诗中，城池坚固、内陆广袤、铺设整齐的街道、铁与石的建筑、车水马龙而商业繁忙。
看哪，许多金属滚筒的蒸汽印刷机，看横穿大陆的电报机……
看哪，那强健而迅速的火车头在驶离，喘息着，汽笛轰鸣，
看哪，农民们在耕田，看矿工们在挖矿，看那无数工厂，
看哪，机械师们在座位上忙于摆弄工具
…………
埃文斯在1934年列出惠特曼诗歌的图像种类，用以阐明其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
人们，所有阶层，陷入了新一轮贫困。
汽车和汽车景观。
建筑，美国城市风格，商业，小规模，大规模，俱乐部，都市氛围，街道气味，可恶的东西，妇女俱乐部，伪文化，不良教育，腐朽的宗教。
电影。
城市人之所读、所食、所乐见，及所消遣之迹象，却无据可寻。
性爱。
广告。
其他，你明白我的意思。
文化史学家艾伦·特拉亨伯格（Alan Trachtenberg）指出，这一清单使他想到刘易斯·海因（Lewis Hine）的早期作品《社会和工业摄影目录》（Catalogue of Social and Industrial Photographs），“只是调和了埃文斯式的反讽”。不过，这显然比反讽更令双方的努力背道而驰。海因作品列表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严密性，例如“移民”“工作中的女工”“工作中的男工”“工人生活中的故事”等，其中包括一百个主题和八百多个副主题。1 这是一个有序排列、精心组织的模式，完全没有随意性和高度偶然性，根本上也缺少了体现埃文斯意图的目录那种无法确定的特质。
1935年至1937年期间，埃文斯的一些最出名的摄影作品都是在美国联邦农业安全管理局资助下完成的。作为罗斯福新政所设立的机构之一，安全管理局起初被认为 是安置管理局，旨在改善众多贫穷的农民及佃农在大萧条下濒临饥饿的状况。1935年，该管理局由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率领，任命其前助手罗伊·斯特赖克（Roy Stryker）执掌历史部。他们两人都深信摄影通过展现人类现实画面支持经济论点的力量。但直到那年秋天，斯特赖克被授予的唯一职责是用摄影记录进而宣传该机构的政策和工作，他很清楚任务及其权力。当看到那些早先被委托拍摄的照片时，他更加关注埃文斯的作品，这些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作品使埃文斯获得了斯特赖克任命的高级信息专家的职位。埃文斯将此任命看作是一种“被资助的自由”，但正如许多其他为斯特赖克工作的摄影师［本·沙恩（Ben Shahn）、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拉塞尔·李（Russell Lee）、阿瑟·罗思坦（Arthur Rothstein）等］一样，他发现他所要的自由需要与赞助人所赋予的自由进行妥协。斯特赖克的使命感让他对“分镜头脚本”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它们被按照季节拆分，并经常根据地理位置再加以细化，拍摄时还需非常细致地逐条说明他想达到的效果。以下是摘自“夏天”的一个脚本：
成群结队的车在开阔的道路上疾驰。加油站工作人员为自驾游的敞篷轿车加油。
岩石园：遮阳伞；沙滩伞；布满沙砾的海岸伴着轻轻涌上的波浪；遥远地平线的那端，白帽队队员在帆船上淋浴溅起的水沫。
人们站在树木和遮阳篷的阴凉处。街道上满是开着窗户的小轿车和公交车；饮用从泉或古井中取出的水；沿岸的阴凉地，远方是洒满阳光的水面；还有那在水池、河流和小溪里游泳的人们。
在“美式习惯”下，过着“小镇”生活的摄影师被要求留意寻找：“火车站——看着火车‘经过’的人们；坐在屋前门廊上的人们；离家上街的女人们；割草的人们；浇水的人们；吃着冰激凌的人们；等待公交车的人们……”而“城市”的生活则被描述为“坐在公园长椅上的人们；等待电车的人们；遛狗的人们；在公园或人行道上的带小孩的妇女；玩耍的孩子们……”所有这些都被用来补充“常规”镜头：“加满”——汽车中的汽油；“修理瘪胎”；交通堵塞；绕道标志；“工作中的男性”，还有橙汁饮料。比尔的海报；画广告牌的人——人群注视窗口广告的绘制，写在空中的文字，观看游行的人们：自动收报机纸条，还有坐在路边石上的人们……”
这些脚本有种特别的诗意——囊括一切偶然的诗意，事实上，正如文字说明所显示，斯特赖克的摄影师们即使很不情愿，但在执行他的命令时还是非常勤快的。斯特赖克有时会对脚本进行更为精确的补充以防任何遗漏。1939年在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他问拉塞尔·李：“哪里有榆树成荫的街道？”在另一个场合，他要求李设法寻找一个“将每位公民的名字印在个人剃须杯上的小镇理发店”。而在丹佛，阿瑟·罗思坦则需留意“将树叶耙好、烧掉，清理花园，为过冬做准备”。斯特赖克事后补充道：“别忘了还有在前廊的人们。”当满足斯特赖克的要求时，像埃文斯和兰格那样的摄影师们得调整自己的私人日程以迎合他，因此产生的照片有时代表了两种绝对不同的要求的混合或融合。
20世纪50年代，埃文斯对年轻的瑞士摄影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颇为友好，他鼓励后者去申请古根海姆基金。为了让自己的申请更有说服力，弗兰克列出了一个高度个人化的清单，里面包括了他可能拍摄的事物：
夜幕下的一座小镇，一块停车坪，一间超市，一条高速公路，拥有三辆车的人和一辆车也没有的人，农民和他的孩子们，一栋新房子和一间破旧不堪的屋子，口述体验，宏伟的梦想，张贴的广告，闪烁的霓虹灯，领袖和其追随者的脸庞，汽车油箱、邮局和后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