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克劳德出生了
其实第一个出生的是小罗，罗斯福·沃尔什一亚当斯。出于很多原因，父母在他名字里加了连字符。主要还是因为想让长子用祖父的名字，而且听起来还不能太像罗斯福总统。如果取了总统的名字，对于这样一个六磅两盎司重、初来世界的小人儿，未免压力太大。罗斯福出生时，粉嫩的身体湿漉漉的，哭声特别大，不同凡响。之后本出生了。几经争论和深思熟虑之后，他们决定再要一个，结果却生了双胞胎——瑞吉尔和俄里翁。他们长到四岁之后，绝对会对自己的名字不满，尤其是当瑞吉尔发现自己的名字还是星座名时。然而他们现在都还太小，只会大声哭闹。孩子一下子从两个变成四个，这变化太大了，他们索性就随便给孩子们起了名字。
罗西·沃尔什很讲科学，她崇尚逻辑和理性，是一个理智得不能再理智的人。此外，她还是个医生，在生产方面懂得也比别人多。尽管如此，在生克劳德之前，她为了把床的朝向从南北向改为东西向，竟花了十五分钟把床从墙边拖到了屋子中央。她母亲说，据《塔木德经》明确记载，如果生产时床头朝北就能生男孩。罗西虽然十分怀疑这种说法，也不赞同这本书里的大部分内容，但也不敢冒这个险。她也曾悄悄地在丈夫的午餐里加上鲑鱼和巧克力曲奇，虽然他们都是成年人，不应该这样乱吃，但根据德国民间传说，男人午饭时吃了红肉和咸点心，下午行房就能生女儿。某个网站上还说，如果想生女儿，就在床底下放把木勺子，她也照做了，但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便把勺子拿出来扔到梳妆台上，又转念一想，丈夫佩恩看到勺子一定会肆无忌惮地笑话她，她干脆就把勺子顺手藏在床下了，反正也没什么坏处。
很久以前，罗西·沃尔什医生和她丈夫总是情不自禁地亲热，除了身体的生理需求，也因为他们除此之外真没其他事可做了。而现在，他们有了四个儿子，各自还有工作，虽然亲热技巧愈加熟练了，但这件事却不那么必需了。尽量不做吗？不，还是会做的，只不过不会再疯狂撕扯衣服，把人推到墙上，而是事前稍作计划，做的时候还会聊聊天。怀上克劳德那周，罗西在医院上夜班，佩恩一直在家工作。吃完午饭后，佩恩去为他的书查些资料，而罗西开始了她的计划，她把勺子放好，把床推到卧室中央，并脱光了衣服。
佩恩坐在床边，还戴着老花镜，一手拿着荧光笔，一手拿着一篇写二战时期粮食短缺的文章。“我劝你还是接受现实吧！”他放下文章，取下了放大镜，脱掉衣服爬上了床，躺在罗西身边，“你要知道，我们第一次把这事儿搞得一团糟。”
“来要个女孩儿吧。”这是罗西的真心话。生完本之后，夫妻俩对自己说得最多的就是“这次一定是个女孩儿”。
“所以要大白天的就光着身子吗？”佩恩说。
“那又怎么了？”她笑道。
“你这周去过孩子们的娱乐室吗？”
“我从没去过那里。”
“说那里是一团乱都算是宽容的了，一团乱只代表糟糕的程度，却表示不了有多危险。如果娱乐室是个机场，那早就该拉响红色警报了。”
“一直都是红色。”她说，亲了他的嘴巴，然后是脖子，又回到嘴唇。
“一直是。”他表示同意，回应她的吻。
过了一会儿，但也不止一小会儿，在这些偏方的作用下，克劳德出现了，虽然那时罗西、佩恩和克劳德自己都浑然不知。罗西总是想，如果女性能感受到精子进入卵细胞的过程，那会是多有用的人类进化啊。那样的话，她就可以提前一个月甚至更早不再喝酒，吃寿司和上好的奶酪了。受孕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惜人们完全错过了。曾经，激情过后，她和佩恩两个人还会相拥小睡，纠缠的双腿仍在隐隐作痛；或者在深夜讨论些深刻而有意义的哲学问题，有时还会接着亲热。而现在完事儿后，佩恩靠在床头光着身子花七分钟读完那篇粮食短缺的文章，然后下楼花三十五分钟做了晚餐，之后开车去幼儿园接瑞吉尔和俄里翁放学。罗西穿上衣服，准备去上班，但先要去公交车站接罗和本。在这期间，克劳德一直在安静地奔跑，成了第一个进入卵子的精子。之后的每一天里，他都在不断地分裂成长。
人们总是问罗西：“你是天主教徒吗？”虽然他们的语气并不是疑问．他们还假装开玩笑说“有很多法子都能避孕的”，或者说“你可比我们厉害多啦”。这些话不用他们说，罗西自己也知道。他们还问：“这些都是你的孩子吗？…‘是的，都是。”在去年的家庭教师协会会议上，一位母亲站到罗西边上，建议她不要为了图省事就不用避孕套，罗西朝坐在角落里舔手指的一年级的儿子点了点头，她得承认，自己是经过了一番艰难才认识到这一点的。对罗西来说，组建家庭就跟夫妻生活一样私密，和熟人讨论都很不礼貌，更不用说去公开评判了，但罗西每周都会被这样问上几次，她在公交车站等罗和本时，又遇上了这事儿。此时，她身体里一半的克劳德正在快速地向另一半飞奔。
“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生这么多孩子的。”她的邻居希瑟说。人们总是喜欢这样明夸暗讽。
罗西假笑着说：“你知道的。”
“不，我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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