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从诗到文：多恩及其作品世界
拙著里确有一条错误的线索，但却不易被人察觉。请您就让它保持原样吧。您是一位谨慎之人，所以但凡您认为有可能看到它的，都请让他们知道：它出自过去，出自凡人多恩，而非博士多恩。
——多恩《致罗伯特.科尔爵士》
1619年，多恩奉命出访欧洲大陆。临行前他将自己的《论自杀》（Biathanatos）交付其大学时的同窗好友罗伯特 科尔（Robert Ker），恳请其代为保存，并在随附的书信中特别提醒道，《论自杀》“出自凡人多恩，而非博士多恩”①。这一高度凝练的提醒具有明显的自我审视性质，成为后来的多恩研究的参考文献之一，比如罗伯特 C.鲍尔德（Robert C.Bald）就在《多恩传》（ohn Donne:A Life）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对多恩的了解，远比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英国诗人要多，因为有关杰弗里 乔叟（Geoffrey Chaucer）、威廉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埃德蒙 斯宾塞（Edmund Spenser）、约翰 德莱顿（John Dryden）、约翰 弥尔顿（John Milton）等的生平，总会缺少这样或那样的支撑材料，多恩则不然。②事实也确实如此。首先，从17世纪至今，每个世纪都有各种版本的多恩传记，从未有过间断；其次，多恩的很多书信也都流传至今，那些书信大多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后，多恩的散文作品，特别是《伪南道者》（Pseudo-Martyr）和《论自杀》，也都具有很强的自传性。仅这三个方面的材料就足以为我们呈现一个相对完整的多恩形象。
第一节不只是浪子与圣徒
多恩的第一个传记是艾萨克 沃尔顿（Izaak Walton，1593—1683）的《圣保罗前教长多恩博士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DrDonne，Late Dean of St Pauls”，1640）。这是多恩《布道文八十篇》（LXXX Sermons，1640）—书的“前言”，1658年以单行本的形式面世时，沃尔顿对其内容做了充实，取名《神学博士并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已故教长约翰 多恩传》（The Life of John Donne，Dr.in Divinity，and Late Dean of Saint Pauls Church Lowdow，以下简称《多恩传》）。在《多恩传》中，沃尔顿说多恩的父系先祖曾是威尔士一个古老的显赫家族，其母亲则是闻名遐迩的托马斯 莫尔（Thomas More）的后裔。①鲍尔德对此做了进一步说明：沃尔顿依据的很可能是多恩的一幅早期肖像，因为那幅肖像中有一枚纹章，而那枚纹章属于威尔士卡马森郡（Carmarthernshire）基德韦利镇（Kidwelly）的多恩家族。多恩家族是威尔士的一个望族，其远祖曾出任亚瑟王（KingArthur）加冕礼上的金剑骑士，其近祖则在15世纪初追随威尔士亲王欧文 格兰道尔（Owen Glendower）参加过反对亨利四世（Henry IV）的斗争，并在15世纪后半叶的玫瑰战争中支持过约克王朝。基德韦利镇的多恩家族中，亨利（Henry）和约翰（John）兄弟曾协助彭布罗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威廉*赫伯特（William Herbert）镇压南威尔士的反叛，亨利战死沙场，约翰则被爱德华四世（Edward IV）封为骑士。②
德里克 帕克（Derek Parker）在《多恩及其世界》（John Donne and His World）中也有类似的记载。③不过，多恩本人对如此高贵的身世却很少提及，说得更多的是其母亲一方，原因之一很可能是他是在母亲家族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多恩的父亲约翰曾是伦敦的一个小学徒④，他后来靠自己的努力成了一个富有的商人，还一度做过伦敦冶金协会的主管，但在多恩年仅4岁时便去世了；多恩的母亲伊丽莎白 海伍德（Elizabeth Heywood）是诗人、剧作家、音乐家约翰 海伍德（John Heywood）的女儿，多恩的外婆既是作家约翰 拉斯特尔（John Rastell）的女儿，也是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侄女。正因为如此，尼古拉斯 罗宾斯（Nicholas Robins）在《多恩的诗人生涯》（Poetic Lives:Donne，2011）—书中写道：“在母亲一方，多恩可以自豪地声称他的祖父是著名的音乐家和作家，他的曾祖父曾是英国财政大臣、《乌托邦》（Utopia）的作者、罗马天主教的南道者。”⑤总体而言，对多恩的一生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两大因素是家族与个人经历。在家族方面，多恩的父母都信奉天主教，是虔诚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在个人经历方面，多恩在国家层面经历了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詹姆斯一世（James I）、查理一世（Charles I）三个朝代，在个人层面则以他1601年的婚姻和1615年出任牧师为标志而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572—1601年）是多恩崭露头角的时期。多恩出身于天主教与国教严重对立、天主教遭受残酷打压的时期。我们知道，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曾一度坚决反对新教，被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授予“信仰捍卫者”的称号，后因个人婚姻而脱离天主教，成了英国国教的*高领袖。1553年，信奉天主教的玛丽 斯图亚特（Mary Stuart）即位，她恢复了天主教，残酷迫害国教教徒，史称“血腥玛丽”。1558年，伊丽莎白成为女王后，国教的官方地位重新得以确立，天主教则成了其打压对象。多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的。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他的继父约翰 赛明吉斯（John Syminges）医生也是天主教耶稣会士；他的两个舅舅埃利斯 海伍德（Ellis Heywood）和贾斯帕 海伍德（JasperHeywood）都是天主教耶稣会士，并因此被判流放，*终客死他乡；他的弟弟亨利.多恩（Henry Donne）也因藏匿天主教牧师威廉 哈林顿（William Harrington）而被捕入狱，在其被执行绞刑的前夕病死狱中。这一切都对多恩的生活与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论自杀》的前言中，多恩曾回忆过这段历史，说他的家族因为信仰而遭受了巨大痛苦，他本人常有成为南道者的强烈渴望。①
幸运的是，由于母亲的家族，多恩很小就接受了良好的私塾教育，虽然被送入牛津大学时年仅10岁，却已“掌握了法语和拉丁语”②。但因为他信奉天主教，不能在授位仪式上宣誓承认“三十九条信纲”③，于是在牛津大学读了三年后便转学到了剑桥大学。他在牛津大学的*大收获之一是结交了亨利 沃顿（Henry Wotton），他们后来成了终生挚友。现有材料显示，沃顿是第一个计划撰写多恩生平的人，他虽然*后没能自己写出，却为沃尔顿的《多恩传》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剑桥大学比牛津大学更加注重人文修养。根据鲍尔德回忆，多恩在剑桥大学期间不但以极大的热情学习了修辞、哲学、医学、文学等课程，而且还接受了大学才子派的主张。鲍尔德特别提到两个例子：一是克里斯托弗 马娄（ChristopherMarlowe 对多恩的影响远比其他同代人要深；二是在著名的哈维-纳什之争（Harvey-Nashe Controversy）中，多恩完全站在托马斯 纳什（Thomas Nashe）所代表的大学才子派一边。①大学才子派的成员都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生，亦即多恩的学长，但多恩并非大学才子派的成员，也没有任何戏剧作品流传于世。大学才子派对他的影响，主要见于他的诗歌创作，比如《跳蚤》（“The Flea”）中的独白手法以及《诱饵》（“The Bait”）对马娄《多情的牧羊人致他的情人》（“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Love”）的回应。哈维-纳什之争的实质是文学主张之争，在那场争论中，多恩同情与支持马娄等大学才子派的成员，表明他除了研习传统的前三科与后四科之外，还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1592年，多恩进入林肯律师学院（Lincoln’s Inn），这是英国*为著名的四所律师学院之一，在鲍尔德看来，这也是多恩走上仕途的必由之路，因为多恩母亲一方的很多人，比如约翰 莫尔（JohnMore）、托马斯 莫尔、克里斯多夫 斯塔布斯（Christopher Stubbes）、威廉 拉斯特尔（William Rastell）、理查德 海伍德（Richard Heywood）、约翰 海伍德等，都是从林肯律师学院毕业的。②在林肯律师学院期间，多恩除了学习，还结交了很多情趣相投的新朋友。根据鲍尔德的说法，林肯律师学院有诸多严格的规定，其中之一是接纳新生需要两个老生作担保，多恩的担保人是克里斯多夫 布鲁克（Christopher Brooke）和爱德华.洛夫特斯（Edward Loftus），两人后来都成了多恩*好的朋友，其他好友还有克里斯多夫的弟弟塞缪尔 布鲁克（Samuel Brooke）等。③这些朋友大多具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不仅在当时像多恩一样酷爱文学，而且在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本 琼森（Ben Jonson）称多恩的诗大多写于其25岁之前④，指的就是这一时期；而理查德 贝克（Richard Baker）则把此时的多恩称作“了不起的女士贵宾、了不起的戏剧常客、了不起的巧思之诗的作者”⑤。贝克的评价后来常常被人引用，借以说明所谓的“浪子多恩”。事实上，贝克的本意只在说明，此时的多恩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已崭露头角，恰如沃尔顿所说，多恩在林肯律师学院期间不仅展示了其丰富的才学，还反省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从神学角度认真研究了“革新教与罗马教”⑥。
1596年，多恩跟随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远征西班牙加的斯（Cadiz）;次年又跟随沃尔特 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出征葡萄牙亚速尔群岛（Azores）。在这两次远征中，前者颇为顺利，后者则因风暴而以失败告终。多恩的《风暴》（“The Storm”）和《宁静》（“The Calm”）等就是对第二次远征的诗化记录。两次远征之后，多恩顺利受聘为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托马斯.埃杰顿（Thomas Egerton）的私人秘书。托马斯.埃杰顿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心腹，又乐于唯才是举，因此多恩不但成了能够出入宫廷的一员，还于1601年10月出任诺森伯兰郡布莱克地区的议会议员。这一职位也让多恩结识了当时的一些头面人物，比如贝德福德伯爵夫人露西（Lucy，Countess of Bedford）、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亨利.古德伊尔爵士（Sir Henry Goodyear）等。根据鲍尔德的描述，多恩的母亲此时非常欣慰，因为她终于看到自己的儿子“已在现实中立下了根”①。此时的多恩，其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第二阶段（1602—1614年）是多恩生平的转折时期。1602年2月，多恩与安妮 莫尔（Anne More）秘密结婚的消息被公开，多恩的美好仕途就此终结。安妮是托马斯 埃杰顿夫人的侄女，其父乔治 莫尔爵士（Sir George More）是嘉德勋章大臣，负责掌管伦敦塔。②多恩与安妮在托马斯 埃杰顿的家里相识后很快坠入爱河，两人由于担心乔治 莫尔爵士的反对，遂于1601年12月举行了秘密婚礼，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安妮的父亲。他不但让托马斯 埃杰顿解雇了多恩，将多恩关进弗利特监狱，还把为多恩主持婚礼的布鲁克兄弟也一并逮捕入狱。③沃尔顿的修改版《多恩传》在谈到这一重大变故时，特别引用了多恩写给妻子的书信中的落款：“John Donne，Anne Donne，Undone”。④
这一落款形象地反映了多恩的巨大变化，几乎成为多恩研究的必引言论，也成为多恩众多双关中*为著名的一个。但该落款却很难准确翻译为汉语，仅从名字角度考虑，似乎可以勉强译为“约翰 多恩、安妮 多恩、完了多恩”或“约翰、安妮、完了”⑤。但在学界，这一落款却往往激发人们的灵感，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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