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巴里是爱尔兰当代优秀的作家、诗人与剧作家之一，爱尔兰影星琼‧奥哈拉之子。其文学生涯始于诗歌，近年来，小说创作上的成就为其赢得了极高的文学地位，其作品多次获得布克奖提名，长篇小说《绝密手稿》获包括科斯塔年度图书奖在内的多项文学大奖。巴里的小说语言优美，富有诗意，善用深沉忧郁的历史视角探究爱尔兰与爱尔兰人充满悲欢离合的曲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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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他出生在那些垂死的日子里。

那是一八九六年枯萎的岁末。他叫威廉，随了那位长眠地下“奥兰治王”2的英名，因为他父亲对诸如此类的遥远的事情颇感兴趣。除此之外，一位外叔祖父，威廉·卡伦，当初住在威克洛，他们习惯称作大山那边，他父亲本人就是在那里养大的。

冬天的冻雨啃咬着都柏林的出租马车车夫，他们身穿脏兮兮的华达呢外衣，聚集在大不列颠街圆形大厦一带。那座古老建筑的石头脸面，在怪异的牛骷髅和厚帘饰的映衬下，总是一副漠然的神色。

圆形大厦医院的厚厚的灰色石墙里，新出生的婴儿在里边哇哇啼哭。血污沾在护士们白色的褂子上，如同屠夫的围裙。

他是一个小婴儿，长大后一直是一个小男孩模样。他像乞丐的瘦巴巴的大臂那样粗细，几根纤细的骨头把他整个撑起来，支支棱棱的，随时会坍塌的样子。

他终于从他母亲身上掉下来时，喵地叫了起来，如同一只受伤的小猫，叫了一遍又一遍。

那是一个暴风雨的黑夜，注定不会成为名声远播的日子。但是，一场暴风雨骤然来临，把医院后面旧花园里那些宜人的大橡树上所剩不多的叶子，全都刮掉了，随后又把刮下来的湿漉漉的叶子顺水沟吹走，吹进了开口的排水沟里，掉进了大阴沟不知去向的通道里。分娩的血迹也沥沥拉拉一起流走了，人类许多液体也都流走了，不过林森德那边的咸海接纳了一切，一视同仁。

他的母亲用尽了让多数母亲成为英雄的毅力，把他揽到了胸前。父亲们却躲得远远的，在船只旅馆喝啤酒。这个世纪垂垂老矣，体弱多病，但是人们在谈论马匹和税收。婴儿什么都不知道，威利1也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宛若一片飘落的歌声，像冻雨纷飞中的一点光亮，一个起点。

这一时期出生的所有欧洲男孩们，这一时期前后出生的所有欧洲男孩们，俄国的、法国的、比利时的、塞尔维亚的、爱尔兰的、英国的、苏格兰的、威尔士的、意大利的、普鲁斯的、德国的、奥地利的、土耳其的——还有加拿大的、澳大利亚的、美国的、祖鲁的2，还有廓尔客人3、哥萨克人，以及所有其他国家地区的人——他们的命运，当然，都撰写了生命之书的腥风血雨的一章。几百万母亲们，几百万母亲们的几百万加仑母乳，几百万次小声呵护和呀呀回应、打骂和亲吻、甘西衫4和鞋子，在历史上堆成了巨大的破烂堆，随着高昂的破声破气的音乐，人类的故事徒劳地讲述着，为了灰烬，为了死亡的娱乐，抛向了灵魂的浩大的废物堆，所有那些几百万男孩们尽管形形色色，脾性各异，却被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磨石统统碾成了齑粉。

威利六七岁上，爱尔兰的国王1从英格兰莅临爱尔兰。国王块头庞大，简直像一张床。凤凰公园里的兵营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检阅。威利和母亲站在那里，因为块头大得像一张床——听着，就是两个人睡的那种大铜床——的国王想视察都柏林市警察署集合起来的警员。他怎么会不想视察一下呢？他们黑压压地站在一起，像一支军队，一会儿正步走，一会儿操练。他的父亲当时尽管只是一个督察员，却骑在一匹大白马上，因此国王把他看得更加清楚。他父亲骑在马上，看上去比国王都威风，因为国王说到底不得不站在他那油光发亮的鞋子上。他父亲就像上帝本人，或者上帝王国里最优秀的人。

多年后，尽管他把这样小孩子家的念头放在一边，但是他总还是想到他的父亲执勤时是骑在大白马上的，而实际上当然不会的。

他生就了一条唱歌的嗓子。他的母亲是一个性格爽朗的女人，她本人姓卡伦，威克洛休姆伍德庄园矮丛林的女儿，享受到了那里的好处。她把小威利放在椅子上，如同任何女人会做的那样，而小威利把小脑袋向后仰去，唱起威克洛地区流行的某个曲子，高一声低一声的，做母亲的见了脑海里浮现了一百种东西，童年啦，河流啦，树林啦，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姑娘，活泼，喘息，应有尽有。她在自己的脑子里想啊想啊，想到语言的力量，想到你嘴里哪些器官在转动，它们联合起来就弄出一曲歌儿，似乎唤起了一百种消失的场景，逝去的脸面，失去的恩爱的活动。

他父亲，没错，是一个身穿黑色警服的黝黑的警察。威利·邓恩出生后每天晚上在摆放在起居室大火炉旁的一个搪瓷浴缸里洗澡。每天晚上六点钟准准的，他父亲便会闯进来，一把抓起这湿漉漉的小男孩，抱在他那缀了银扣子的胸膛前，威利像一片东西躺在那里，像一只没有羽毛的鸽子，浑身还沾满湿漉漉的浴液，他母亲抻开毛巾把他擦干，他的父亲一直紧锁眉头，六英尺六英寸的大个子，说些一个优秀警察会说的话，一个响当当的警察会说的话。

年复一年，他父亲为他量个子，把他推到陈旧的大理石壁炉旁边的墙纸前，在他的头上放一本轻歌剧本子——波希米亚女郎和其他流行歌剧——然后用警官使用的一截铅笔头，把他的高度画下来。

威利终于十二岁了，长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男孩儿。他的小妹妹多莉出生在达尔基那所房子里，他母亲因为生她难产而死。这下，只剩了他父亲、三个姑娘和他，后来于一九一二年住进了都柏林城堡，也正是那年冬天，对他的母亲的记忆像一支黑色的歌，让他在自己的床上孤零零地哭泣，尽管那时他已经十六岁，身体结实，姐妹们做饭的蒸汽在陈旧的窗户上那块冰冷的玻璃上变成了淋淋泪水。

后来，又有一件事情让他暗地里哭泣，那就是他“该死的”个子，正如他父亲一开始诅咒的那样。

他迟迟长不高个子，慢得像一只蜗牛爬行，他的父亲也不再把他推到那壁纸前测量了，爷儿俩都忧心忡忡。明摆着，威利·邓恩永远长不到六英尺了，那可是当兵入伍的规定高度啊。

威利整天诅咒他的每根骨头，每条肌肉，他的心与灵，这些没用的让人泄气的东西。不久，他去拜建筑工邓普希学木匠，不想歪打正着，学木匠竟然其乐无穷，让威利私下享受到了乐趣。修房盖屋让人深感快活，利用水平仪把石头一层一层地垒了起来。

格蕾塔是他心中的秘密，没敢告诉父亲，他深深地爱恋着她。他是偶然碰上她的。一九一三年前那个可怕的停工的年份，他父亲负责在都柏林街头维持秩序，因为他当时在都柏林市警察署二分队身居高位。他带领警察用警棍冲散萨克威尔大街上聚集起来的人群，当时工党领袖詹姆斯·拉金正在对人群讲演。

那些警棍把很多人的头打破了。不消说，都柏林市警察署的几个警察被人们夺走了警棍，反被自己的武器打伤脑袋。但是，总的说来，政府认为警察的表现很勇敢，控制了当天的局势。

挨打的市民中有一个名叫劳勒的，威利的父亲在都柏林城堡一带认识了他，因为他在那一带是一个赶马车的。劳勒的脑袋被警棍打得很重，却也只伤及皮肉，威利的父亲一直试图对他补救过失，晚上多次带了苹果之类的东西去看望他，但是劳勒愤怒至极，根本不搭理他，哪怕他这个警察穿上了平民服装，放下警察的架子，不让劳勒感情再受伤害。然而，事实上，劳勒先生在拉金的讲演会上表现得格外激烈。这位老警察从来没有干过这样低三下四的事情，好几个月里一直去修补与那个马车夫的友谊。威利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掺和别人的事情，除非关系到邻里和睦问题，对威克洛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时，威利快十七岁了，他父亲的良心不得安宁，可是事务缠身，没有工夫去看劳勒，就让威利去了。第一次去，父亲让他提了两只在休姆伍德庄园上打的野鸡，是老管家，威利父亲的父亲，亲自送到儿子的城堡里来的。劳勒先生的房舍位于基督大教堂下面的一片出租房区里，威利走来不算很远。但是，他提着两只野鸡，感到莫名其妙的羞耻，尽管走在街上连喜欢捣乱的顽童都没有取笑他。

他来到劳勒先生的住房时，他却不在家，不过威利还是走了进去，专门把两只野鸡放进了门里边。野鸡是那种公野鸡，长了一身美丽的羽毛，如同你在总督妻子（或者情妇）的帽子上看见的翎子。威利对邓普希的匠工们讲述的趣闻逸事一直很有兴趣，每当他们在某个工地上六点钟一起用早餐，享用香喷喷的香肠和热乎乎的茶，耳边就是口口相传的各种丑闻了。他如同别的孩子一样欲火正旺，却试图对十六七岁无休无止的勃起做出斯文的样子，匠工们哈哈大笑和肆无忌惮的泄漏，让他感到非常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