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马塞尔·埃梅（1902-1967），二十世纪法国伟大的短篇小说家，由于他的小说以“怪”取胜，所以人称“短篇怪圣”。埃梅的中短篇小说，以极大的篇幅构成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细看来，大多是人性扭曲的怪态，丧失自我意识的丑相，无异于一面面哈哈镜，让世人照见自我失态的形象。他以奇巧的构思、幽默的语言，把现实主义的内容与怪诞形式巧妙结合，构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正因为如此，马塞尔·埃梅成为法国，乃至世界各国读者偏爱的现代作家之一。
　　
　　李玉民（1939-），首都师范大学法语系教授，从事法国文学翻译近四十年，译著上百部，约有两千五百万字。主要译作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一生》《漂亮朋友》《羊脂球》等。此外，编选并翻译《缪塞精选集》《阿波利奈尔精选集》《纪德精选集》，主编《纪德文集》（五卷）、《法国大诗人传记丛书》（十卷）和《加缪文集》（三卷）。

《跌回童年（埃梅中篇小说选）》精选了法国中短篇小说大师埃梅的众多中篇小说，在我国尚属首次译介。其中有媲美卡夫卡的《变形记》的佳作《变貌记》，也有《参孙》《田园曲》《跌回童年》等现实主义与怪诞巧妙结合的作品。

　　每一座村庄有一名世袭的村官，由国王任命，对国王负责。在宪法赋予的权限内，村官享有绝对权威，不仅掌管司法、教育，还掌管整体经济大权。所谓自由职业，同样为世袭，而且，这种现象奇就奇在，能把人类引向天分自动优选为荣上，所有其他行业：农民、无线电操作员、鞋匠等，都变成世袭的，沿袭了一个世纪，丝毫也没有强制（根据这项法律，例外的唯独诗人，摩天等级中，永世无可慰藉者，他们被剥夺了当父亲的权利）。这种体制，大大得益于头脑的一种严格规范，如今却有人怀疑，那或许算不上肌体专业化的最高阶段，埃米尔一世则颁布“长子法令”，将这种体制永久固定下来，他同时又颁布“奴隶法令”，确立主人和仆人之间已然存在的一种原则区分——仆人包括侍从、马夫、楼层服务生，等等。埃米尔一世的这些法令，从伟大的菲利西安宪法已经预见的出身谨慎含量中，汲取了其全部价值，规定村庄里的所有居民，包括主人和仆人，都必须生两个孩子，头生男婴，次生女孩。这种生育男女的能力，我们今天看来十分自然，当年可是一件极大的新鲜事，由不朽的卡纳克学者伊于·飞总结出来。唯独村官可生育三胎，两男一女，最小的是女孩。两个男孩，长子继承父职，次子将成为摩天大楼的本堂神甫。
　　如果发生意外，不幸一个人早逝，或者哪个家庭生了一名诗人，那也不会打乱秩序，只需村官解一道算术题，指定某一对夫妇按性别需要生一个孩子。
　　虽然并不禁止独身，但是很少有人逃避婚姻，只因每人都有生两孩的义务，独身主义者本就寥寥无几，无不知难而退了。年轻人通常在十六岁至二十岁结婚，妻子刚完成学业，修好梳妆打扮的哲学，能协助丈夫干好本行，还善于施展受整个有先见性教育引导的偷情私通的游戏。
　　农业财产并没有废除，但是，在一座摩天大楼里，收益紧紧连在一起，就完全丧失了必要性，纯粹变成荣誉性了。一个公民尽可以夸耀，在他杜朗名下有三公顷土地，这不过是空头支票，有名无实。在主人的生活中，也同样在奴隶的生活中，劳动所占位置很小，生活准则和机械化，将劳动压缩恰到好处。
　　生存无忧无虑，居住舒适的布置，满足了农民的需求和行乐，同时也限定了他们的想象力。在这些摩天大楼里，每种渴望立时就能得到满足，同外界关联的概念逐渐淡薄了。地理上未知因素的诱惑力，也大大减退，变成一种空想的好奇心，通过电影的话音、电视的遥感，很容易就平复了。我进入摩天大楼，很快就感到一种本位主义，而起点也并不是教堂钟楼的远古精神。钟楼的远古精神，建筑在骄傲或者羡慕上，而这种本位主义则不同，仅仅是习惯的积数。此外，由于法律限制，农民只能同本村人联姻，每座摩天大楼居住同一个种族，具有非常独特的性格，尽管同一种生存模式，由宪法强加给法国农村各地，使得这些独特性并不怎么显眼。
　　表面上看来，农村一座摩天大楼的生活，比起波尔多或者巴黎的一座摩天大楼的生活来说，没有多大差异：在家里，同样营生，家庭经济、邻居、通奸和无线电广播，即使在外面，一个农民和一个城里工人，机械劳动也相差无几。城里居民和乡间居民之间，仿佛产生了一部类似的交响乐。其实恰恰相反。既然所有法国人都能吃饱面包，村庄的组织就算很完善了，可是，城里人偏偏忘记农民摩天大楼供应粮食的作用，总要伺机干蠢事，挫败政府的政策，大喊大叫，揭发农村封建体制的危险。激发一些骚乱，迅速被镇压下去，但是这给市民心里留下一种深深的怨恨，仇视“地主老爷”。从农村到城市，只剩下粮食交换的必不可少的关系了，这更助长了农村摩天大楼以“摩天乐派”著称的自私。即使村庄之间，关系也相当疏远。伟大的菲利西安宪法规定，每座村庄都是一个完整的组织，农村全按照同一节奏生活，结果就在毗邻摩天大楼之间，消除了利益或情感上的任何等差。竞争的目标不复存在，也没有了促进睦邻友好的互助。
　　当时的道德观念，同我们如今理性至上的观念大相径庭，很难准确判断那些农民的私生活①。历史学家要想掌握分寸，试图解释清楚，如果忘记钢筋混凝土时代的古训，神经细胞的价值是按照物质价值排列的，那么付出的努力必将徒劳。这些小规模的村庄，人口最多的不过一万五千人，乍一看很可能认为，根据当时对幸福的粗浅概念，农民在族长体制下，过着近乎幸福的生活。然而，那个时期的许多材料却向我们透露出，那些农民中间蔓延一种病态的不满意情绪，以及一种沉浸在绝望中的隐秘心理，而那些摩天大楼有益于身心的氛围似乎不宜滋长那类情绪。热尔布瓦先生精心研究了摩天乐派，阐述得引人人胜。他说，一个有机体的自治，就等于判处这个有机体死刑，同样，一个人群体精神孤立，也必然走向末日。在这里没有必要辩论，这种理论的架构是否牢固，我仅仅保留结论，我这样看重是因为个人的工作：
　　去年年底，我作为诗人在市政厅供职，自然而然在图书馆，研究“人生的狭路”，运气不错，发现了对开本的一本书，还盖有一家农村印刷厂的印章。这本书尘封了几个世纪，无疑是摩天乐派编年史非常珍贵的资料。我偏爱改编寓言，忍不住技痒，但是不忘求真，写出这篇记述文，其全部价值，就是求真务实，一丝不苟。

译本序
——谁觅其中谜
福音街
几多萨宾女
参孙
田园曲
跌回童年
若斯
朱诺林荫路
好画
穿行巴黎
变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