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小说的叙事艺术》：
莱辛的“非洲小说”以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故事来揭示深刻的社会问题与复杂的精神现象。但是，对这些作品也会有一些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评价，比如对她一贯的反殖民、反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的肯定，和从后殖民主义观点出发批评她的作品所包含的帝国主义情绪。其实，如果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看，莱辛并不矛盾，她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的政治态度毋庸置疑，但是，她的非洲观念中难以剥离基于西方视野下的文化焦虑。对文化差异的深刻体认使她意识到西方的文明资源难以成为改变非洲现状的政治途径。在《风暴的余波》中，英国飞行员吉米是殖民地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反对种族歧视，努力接近黑人，与他们称兄道弟，但这个皇家空军的飞行英雄在穿越草原前往黑人居住区的途中，被草地上的甲虫吓得魂飞魄散，这个情节嘲弄了40年代殖民地左翼政治小组谋划解放黑人的政治运动不过是空中楼阁。《高地牛儿的家》（“A Home for the Highland Cattle”，1953）中，“好心”的白人主妇赠给黑人男佣的苏格兰高地牛的画作不仅没能改变他困难的经济处境，反而使他背上了盗窃嫌疑人的罪名深陷囹圄。对于西方文化与非洲文明是否可以形成有效的交流沟通，莱辛的态度也是有所保留的。在《壅域之中》，来自波兰的流亡者托马斯孤身一人到土著部落生活，他要记录土著的历史习俗，认识土著的文化，但是这个跨文化的沟通者最后却疯癫地死在了部落中。他保存下的文字是疯人的语言，毫无价值。通过自己的政治经历和对殖民地生活的敏锐观察，莱辛意识到正确的政治态度是社会进步的必需的基础，却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万能条件，在主导了殖民地冲突的诸多因素中隐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加大了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矛盾的难度。
“多丽丝·莱辛早期的作品是以非洲为背景，既表现了她对国家的热爱，也流露出找不到归属的痛苦。在《非洲故事》（1964年）的前言里，莱辛写道，非洲‘是只有当一个人准备好在游览过这片土地之后愿意自此成为一个漂泊者，才可以去的地方。那无法言说而又庄严肃穆的一片寂静，会永远刻在这个人记忆或思想的边缘。’”莱辛的非洲小说敏锐地捕捉到了西方移民在殖民地的强势政治入侵过程中脆弱的心理结构和文化处境，这种分裂的感受折射出莱辛对自身及白人群体在非洲处境的思考，她在非洲生活了几十年，作为白人移民家庭的女儿，她深刻地体会到文化于制度、生活、交流、心理层面的复杂影响与强大制约力。西方的知识与文化传统是她主要的精神底色，她曾积极地用现代西方政治资源来破除种族政治的樊篱，也曾尖锐地批评母亲保守的价值观、种族偏见以及傲慢的帝国情绪，但是作为母亲/传统的女儿，莱辛始终是从西方文化资源的立场审视白人在非洲的处境，反思殖民主义的危害；而在西方文化和非洲文明的潜滋暗长地交换和接触中，非洲文化看似没有进入她的精神结构中，实质上则始终是作为西方文化传统的相对面而存在的。她意识到她的根不在非洲，因为她没有真正深入这片黑色大陆的历史文化与民族传统中。“流亡者”在文化上无根的、孤独的处境不仅注定了殖民政治的不可持续性，也使得白人在反殖民主义的政治活动中带有了反道德的性质，这是一切最终溃败的根源。
莱辛在非洲时政治活动很活跃，但是她的小说中对这段政治记忆的叙写却弥漫着一事无成的虚无和无能为力的挫败感，那是个人强烈的政治意愿和非洲现实之间的距离，她将政治实践的失败归结为不可避免的种族文化的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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