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1957-）本名孙毅，辽宁大连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做过知青、文化馆馆员、记者。20世纪70年代在东北插队时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忧思录》《鲁迅与俄国》《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张中行别传》《民国文学课》等。

在苗圃

有一次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叫着我幼时的小名，且称自己是苗圃的老叶家的后人。这熟悉的乡音突地拽我到时光的遥远之处，便知道这是一个老相识，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来找我的。我们在北京火车站见了面，才发现他带着老母来京治病。这个老叶家的后代我叫他大哥，总有六十多岁了吧，他让我想起曾生活过的那个辽南的苗圃，还有诸多满族的老乡，在花甲之年重逢，彼此的沧桑之感，都在那对视的一刻从双眸里流淌出来。

苗圃其实是个地名，乃青年试验场的一部分，县农业学校就在那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想必是学习苏联式的农场的机构吧。其地的原住民是满族，他们至少在这里生活了三百年，留下了许多风俗。但我的年龄太小，对于地域的风情还很不了解。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满族人和汉人的区别已经不大，只是他们的口音，与周围的汉人不同，与北京话庶几近之。而其他的地方，还以山东话为主。满族的建筑，要略宽敞一点，但总体与汉人一个色调。他们的院子相对要讲究，往昔的贵族的样子还有一点，然而衰败是自然了。所以，苗圃这个地方，乃复县一个特别的存在。在大连的乡下，它还是有另外一番味道的。

我小的时候总在搬家，住无确定之所。母亲告诉我，我们搬到苗圃，是县里一位好心的领导的照顾。父亲被发配到农场后，母亲一直上访，见到了从外地刚调来的县委领导，告之父亲的冤情。他做了调查后，觉得父亲的确很冤，但决定是市里做的，一时不能改正。便主动把母亲调到离父亲近一点的地方。农校与农场是什么关系，我一直不太清楚。这大概属于农场的一部分，母亲便做了农校的教员。我们的邻居，正是老叶一家。

那时候我才四岁多一点，我人生的印象，主要从这个村子开始的。一切都在灰蒙蒙里，记忆深刻的竟是晚冬的情景。苗圃这个地方没有灯，到了夜晚一片黢黑。我的童年，多半就这样掉在黑色的世界，好像也习惯了在黑夜里寻找什物。朋友们对于我这个记忆，殊感奇怪，以为我夸大了感受力，但我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永远离不开的恰是这个色调。到了青年时代，我喜欢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和这种记忆有关。而像王小波那样洒脱、明快的反讽之趣，我是很隔膜的。

我们住在离那家旧房不远的一个破庙里，冬天很冷，四面是风。取暖的办法是烤火盆，火盆是父亲从外面买来的，乃冬天离不开的宝贝。那里完全不像个家，门用布帘挡着，没有窗户，屋子黑洞洞的。庙旁边有条小河，背后是座没有树木的丘陵，村子里的房子星星落落散在四周。晚上常常被老鼠的咬箱子的声音吵醒。我们点上蜡烛，母亲用木棍驱赶它们，但那些饿急了的动物完全不怕人。它们的眼睛大大的，我见到那些老鼠，感到有被吃掉的感觉，那些老鼠却瞪大了眼睛，一动不动地在地上望着被窝里的我，好像要交流什么。我后来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老鼠，且带着奇怪的眼神要说话的样子。我心想，既然它们不怕我，我也不该怕它们吧。不知道动物专家如何解析这样的现象，对我来说，人与动物是有沟通的气味的。有一次我和贾平凹聊天，谈到他的《古炉》里的狗尿苔与动物对话的一节，他说自己小时候就是如此，喜欢和树木、动物对话。看来神灵的感觉是存在的，我们这些世俗化的人，只是忽略了这一点而已。我们在童年的时候，会发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那种思维是一生里最珍贵的存在，大人的思想事功的成分多，也就少了诗意。但现代教育摧毁了好奇心，说起来也颇值得反省的。

在苗圃的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北靠丘陵。西边的山口有个养老院，我和母亲常去那里为出生不久的妹妹取奶。这个养老院很怪，我从没有听到那里的声音，也许是晚间吧，屋里光线很暗，老人都横躺着，有的吸着烟，长长的烟管的一头忽闪忽闪，煞是诡异。他们穿的衣服都很旧，大褂的居多。这些人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有些奇怪。房外养了一些奶牛，应当是供应给这些老人的。我们所以能够买到一点，或许是农校特殊的政策。政府把如此多的人集中在农场附近养老，大概也有经济上的考虑。那些从不说话的人们，在我的脑子里久久不去。我后来想，不是他们不说话，而是我还不太会用汉语表达什么吧。

我后来看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见到小镇里昏暗的大宅院的场景，老是想起四岁的经历。那是旧时代的影子，在六十年代初也可以见到，说起来很是奇怪。没有生气，在无色调的环境里蜷曲着身体的老人们，和民国作家的笔调，类似的地方殊多。以至后来遇见苏童，谈及他的《妻妾成群》的古老的画面，我说真的有几分像。我们中国的过去凝固的生活里，这样的片影真的普遍。欧洲的老人，好像不是这样，我在法国的乡下看见老人设计自己的晚年，有点返璞归真的意味，法国老人似乎有被救赎的向上的渴念，中国老人那时候则是相互依偎的安宁。东西方的存在方式在根本点上是无法重叠于一体的。

但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牛奶已经无法正常取到，粮食也越来越少。农校有粮食基地，还算可以在食堂搞到一点东西，但大家都有些饥色，日子很是清冷。记得母亲从食堂端来一小盆稀粥，妹妹见到异常兴奋，抱着小盆不让大家动。那时候四周的农民都很清苦，日子像被抽空了一般。我们的邻居老叶一家的几个孩子，比我还要消瘦。

青年试验场土地肥沃，庄稼长得还好。老叶家的孩子们常常跑过来，我随着他们在泥土地里滚爬着。他们都极为灵巧，说着一些只有满族人才说的歌谣，而且常常彼此恶搞。有时候他们带来一点山上的冬枣，或者瓜子，这仅有的零食，已经让我们大为满足。听大人说，当时的粮食是丰收的，可是不知道大家何以饿着肚子。较之城里人，农校借了农场的光，还勉强可以吃到一些粮食，但惶恐的人们，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

早期的记忆很少有父亲的影子，他是不能天天回家的。父亲那时候在农场劳动，据说什么农活都干过。他的回忆文章讲过那时候的心境，已经全无希望，只求认真工作洗刷罪名。在一起下放的人员里，他大概是表现最好的一个，做什么都像样子。比如培育良种，比如土豆增产科技方案，都是他来做的。六十年代，他放弃了喜欢的文学，一心研究米丘林等人的学说，在农场搞起试验田来。他是那里唯一的大学生，也就格外显眼。农场与农校的负责人，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对父亲并无恶感。有趣的是，在最饥饿的时候，他却被调到农场一个分场的食堂做炊事员。原因是几个做饭的人都往家里偷运粮食，换了几个都是如此。他们觉得父亲是受过教育的人，虽然有历史问题，但已经是戴罪之身，在食堂里是不至于去再犯错误的。那时候大家都在饥饿中，我们都有一点浮肿，但父亲却未有空腹之饥，说起来是因祸得福。在城里人早已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他反而没有了衣食之虑。

从农校到我们的住地，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要过两条小河。母亲领着我每天涉河，很是不易。夏天尚好，春秋季则冰冷刺骨，鞋子湿了，半天都很难受。有一次母亲怕我冷，背着我过河，结果在水中晕倒，我们一起跌入河里。我一生都不能忘记那一刻的镜头，后来见水就眩晕的感觉，也许与那次遭遇有关。没有桥的地方，百姓的生活近于原始化。我后来看到老少边区的学生每天爬山涉水上学的情景，就想起自己的过去，可惜竟不能为贫困地区的百姓做些什么。乡下人不易，可是他们都习惯了，中国的农村孩子，比我们从城里来的人要坚韧得多。我们在乡下的日子，多少还有一点矫情的。

辽南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景色，变化得很有节奏。春天风大，空气弥漫着海腥味儿。夏天不热，海风吹来的时候，很是爽快。秋天的景色最美，平原的庄稼像被黄色染过一样，真的美极了。冬天则颇为可怕，因为取暖设备简陋，手上和脚上都是冻疮。六十年代的辽南甚冷，下雪的时候道路都淹没了。大雪封山的时候，百姓的家门都被白雪堵住，要挖一个洞才能出来。这样的日子，在今天也已难以见到了。

我的喜欢秋天，那可能与饥饿有关。妻子说小时候最怕秋天的到来，好像都在萧瑟之中，不禁悲从中来。我则盼望那些金黄色的田野。秋天到了，田里到处是来捡粮食的人。我与老叶家的孩子们到地里挖地瓜。在别人刨剩的地方重新寻物。我用的是小钩子，一天下来竟也有点收获，有一回竟刨出整个的地瓜。风从山口吹来，遍地残叶。我欢快地坐在地里玩着，好像那就是我的乐园。

在大自然里奔跑，我进入了梦一般的世界。山上的怪石裸露着身躯，在复州河边，柳树歪倒在一边，像画里的境界。我第一次见到老牛，不知何物，吓得躲在一边。那庞大的动物慢慢在田野里走着，好像与泥土做着什么游戏。复州牛是很有名气的，它块大，健壮，在东北的名气很大。在乡下久了，才知道最可爱的是老黄牛，它慢慢腾腾的，驮着乡下人的梦，从无疲倦的样子。

牛在田里耕地的样子很美，古人画牛耕图，就有几分仙气。农夫和它们的关系默契得很，抽着烟，和它一起在泥土里走来走去。那牛具都很古老，和后来在博物馆看到的文物没有什么区别。农夫的鞋给我印象很深，是牛皮卷成的，也属于古人的样子。社会转型已经到来，乡下的生产方式却没有什么变化，直到1975年我到乡下插队，农耕的方式也依然如此。

农校的老师来自四面八方。有军人的家属，有从大城市下放来的，成分复杂。有一位沈阳来的阿姨，见到我喜欢说话，有时还给一点零食。我听到不同于辽南的口音，觉得音乐一般美丽。过节的时候，农校显得洋气一点，有一点点城里的样子。比如挂上灯笼，贴上武汉长江大桥的照片，喜气洋洋的，这在苗圃，是很特别的了。

我喜欢安阿姨一家人，她的儿子与我很好，几乎天天在一起。安阿姨的丈夫是军人，在附近的空军基地工作。他们算是我们这里最洋气的家庭。我在他们那里看到了儿童玩具，还有苏联时期的画报、书籍。有时候也在他们家里过夜，一起玩各种游戏。在很土的地方，遇见了一个有布尔乔亚色调的家庭，想起来也够不可思议的。

可能是新组建的学校，人际关系相对简单。据说大家都很客气，没有城里人的那种紧张感。校长姓杜，我叫他杜大大。人瘦，细高的个子，脸庞黑黑的，常常是微笑的样子。记忆里他是我认识的第一名官员，对我们这些外来户很好。几年后我们离开苗圃到复州城生活的时候，我还在大道旁见过他。有一年秋天我与几个小伙伴跑到苗圃拾草，我背得很多，走走停停。他从学校走出来，看见我吃力的样子，主动用自行车驮运我的东西，一直送到家里。“文革”的时候，农校是县五七干校的所在地，他还在那里工作。但据说经历了不寻常的遭遇，后来竟下世了。每每想起他帮着我驮草，一路说说笑笑的样子，心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农校也因斯人而成为我生命里感激的所在。

我几乎每天都泡在农校里，校门口正对着哈大道（哈尔滨到大连的国道），这在东北是一流的公路，总能见到各种车辆来来往往。从苗圃到县城有四十公里，到复州城也有三公里，算是交通方便的所在。许多车辆在这里歇脚，能够看到各类新奇的人物。比如戴大盖帽的军人，沈阳一带的工人，还有大都市来的漂亮的姑娘、老人。下雨的时候，见不到人，只能呆呆地看着公路上的车辆。我喜欢数着一辆辆的车，看着疾驰而过的影子发愣。心想，那远远的地方通到何处呢？在朦胧的雨色里，我感到了远方世界的神秘。

最初的记忆与田野、公路、小河有关，对自己的成长有格外的帮助。与那家孩子们在草丛、沙滩和丘陵间玩耍的时候，心与天地之气是衔接在一起的。西方人在绘画里点染自然之景时，往往有神秘的气息流动，那是天启的所在，背后有神喻的力量。中国山水，没有那样幽玄的样子，但是空灵者居多。我少年的记忆里的田野，符合西洋绘画的感觉，神秘而大气。到了老年，却喜欢看中国山水作品，不过那是远远打量者的凝视，内在的痛感却没有了。所以，中国的山水画是属于老人的超然之物，人间不幸都过滤掉了。而西洋的山水，隐隐有思考的和焦虑的东西在，那是正在经历生活的人的审视，内在性的隐喻非一句两句话可道。我们的家庭的不幸，其实也带来了另一种境遇。对于我而言，知道了什么是真的日子，百姓都是接地气的。和接地气的人交流，一切都不能伪饰的。但我们在乡间的戏剧、说书人的故事里，看不到这些。流行的艺术是一种解脱苦楚的自娱自乐。至于目光，只在黑暗的边缘一扫而过，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过了五十多年，我再一次造访苗圃的时候，是带着八十五岁的老母。我领她走在当年的路上，问当年的生活，她已经全不记得。到了农校那排红色的俄罗斯风格的房子前，旧影历历，却不能想起当年的具体的人与事。农校早已不复存在，旁边是破乱的什物，竟没有一点记忆里的样子，心里很是难过。我们当年住过的那座小庙，早不知哪里去了。只有老叶家的老屋还在，却成了废园，想必他们多已搬出了此地。现在不仅农场消失了，连过去的熟人也难见到一二。我再次望着当年熟悉的山、水，和一望无际的平原，觉得没有了当年的影子，与记忆完全不同。时光流逝了许多东西，连同我们的生命里的温度。在苍茫的世间，一切都将消失，那些珍贵的和污浊的，都不能幸免。好在我们的心还系着悠远的过去残留的温情。在缺少快慰的时代，仅使有一点闪亮的光点存留，我们都将深深感激。那是生活里的微火，它照着惨淡的黑夜，我们的眼睛也因之而被点亮。苦难试炼着我们的灵魂，而生命的微明，却来自我们与存在的凝视中。里尔克的诗歌有两句我很喜欢，也说出了我的心情：

而这就是愿望：日复一日的时刻

与永恒悄声对话。

2017年6月9日

导读

第一辑

在苗圃

复州河畔

夏家河子

小镇文人

偶忆

小而知大

少年诗神

《流杯亭》旧事

八道湾十一号

“沙家浜”的记忆

杭州小记

沧州两日

金寨

在“中鲁”周围

第二辑

泪祭汪曾祺

遥念巴金

红楼边上

杂花生树

布衣孙犁

黄裳先生

王小波二十年祭

旧岁滋味

邵燕祥点滴

叶先生小记

我的导师高擎洲

无言的诗文

海婴先生

劳我一生

第三辑

从“新村”到“鼓童村”

夏多布里昂

与路吉阿诺斯为伍

邓肯的话

远火

与小林多喜二相逢

普林斯顿

卡夫卡的城堡

韩国的诗魂

看到的和没有看到的

巴别尔之影

一个世界公民

谈黑塞

第四辑

古道西风

志怪与录异

风动紫禁城

雪日读聂诗

闽北之风

草木形影

尺牍之热

旧岁冷弦

水边民谣

北京花树

昆曲小识

在梨园边上

谣俗谱

幻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