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支平，1952年出生，现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福建省妈祖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江西省“2011计划”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称号。1997年入选国家教委首批全国52位“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主要著作有《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近5。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明史新编》《福建族谱》《客家源流新论》《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历史学的困惑》《透视中国东南》《民间文书与明清族商研究》《台湾文献与史实钩沉》等。编纂大型丛书《台湾文献汇刊》。100册，主编大型丛书《闽南涉台族谱汇编》100册和《台海文献汇刊》60册。

本书是作者的的一部随笔集，描绘了傅衣凌教授、韩国磐教授等学界泰斗教育育人的场景，讲述了陈教授自己不辞辛苦翻山越岭进行田野调查、从事历史学研究的故事。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厦门大学历史学科百年来专注挖掘社会经济史、海洋史等方向，勤奋耕耘取得丰硕成果的图景。

我出生于农村，生长于农村，在农村当了十多年的农民。1977年侥幸被送入厦门大学读书，一时洋气不起来。1979年考上硕士研究生，跟随傅衣凌教授学习明清社会经济史。老师把我细细审视一番，左看右看不像一个读书人，于是因材施教，对我说，我看你对农村的生活比较熟悉，还是经常到农村去吧，或许会有不同的收获。就这样，我从1979年开始，就隔三岔五往乡下跑，搜集民间文献与口碑资料等等。其时还不知道有什么“田野调查”这样时髦的名字，学校和同学们查找我的行踪，都说“他到乡下去了”。虽然名称不甚堂皇，不过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其时我的“往乡下跑”，可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学界实行“田野调查”的先行冒失者之一，倒也有些名副其实。
经历多年的“田野调查”，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有些什么收获，我自己实在不好王婆卖瓜。然而不管何种形式的“田野调查”，总是离不开从自己书斋走出去的衣食住行吧。从我的经历看，衣着的好坏、土洋，似乎对于田野调查工作影响不大，那时的农村，大概和我所研究的明清时期也差不多，破衣烂衫随处可见，农村的同胞们对于我们这些所谓大学里的读书人，随便怎么穿着，一定是没有什么可批判议论的。于是，与“田野调查”比较有关系的事情，就剩下行、食、住三样了。
（一）身能行之，学之器也
先讲行路难。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交通之不便暂且不说，弄得不好，还有被押进班房的危险。因此，在走出校门之前，头等大事是到学校的办公室开具若干张“学校介绍信”。其时中国的高校普遍穷困潦倒，请假出差的人员不多，学校办公室对于这些稀罕的出差人，很肯帮助。我需要走几个县，他们就愿意帮忙开具几张介绍信。如今的高校形同闹市，人多势众，车水马龙，每天需要出差的人络绎不绝，学校办公室就不能不显得位高权重起来。虽然说现在的教师出差，大部分并不需要到学校办公室开具三十年前的那种介绍信，但是作为学校管辖之内的庶民，总不免有一些需要学校办公室盖一个公章的什么事情，那就十分麻烦，非得过五关斩六将，最后由分管的副校长审批不可，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不说也罢。
口袋里装好“学校介绍信”之后，心里就踏实了。那时的厦门大学介绍信，和现在的人民币一样威风。每到一县，第一件事情就是直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办公室的领导一看盖有大红图章的厦门大学介绍信，不敢怠慢，立即询问，需要什么协助？我说明来意与需求之后，一般的情景是，办公室的领导在学校介绍信的背面，写上诸如“请县招待所、文化局、图书馆、档案馆、某某人民公社等予以接待办理”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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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闲话
三十多年前我所经历的田野调查中的行、食、住
走得更远一些
田野札记：怪力乱神
三出江湖——傅衣凌先生和研究生们
我和南洋渤泥国国王
师门杂忆
我心中的韩国磐先生
往事知多少，应在笑谈中
福建人民出版社与我
家乡感言
少年杂忆
校园杂忆
我该如何说话？
作为凡人的朱熹
举头三尺有神明
吴晗先生《朱元璋传》重版序
徐泓先生《明清社会史论集》序
《史学水龙头集》自序
《虚室止止集》自序
《史学的思辨与明清的时代探索》自序
卷下：杂咏
小引
想想过去
看看现今
胡思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