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上下，已经有人开始收割玉米了。我一时萌生出来的小冲动，丝毫没有瞒过妈妈的眼睛。她说，这些玉米是新品种，秆子没有一根是甜的。倒是脚下这些矮棵的猪草，村子里的人都掐回去，炒着吃，煮着吃，味道还不错。黄花香、苦马菜、小汉菜、灰苕菜、癞蛤蟆叶、缩筋草，它们正铺张地在玉米棵的脚下横行倒走。小时候，我的镰刀遇见它们，一把一把地收割进篮子里，像是收割满心满意的快乐。其中的一些野菜，我是吃过的，在城里的餐桌上，细细地咀嚼，即使是苦的，也能嚼出些甜味。那感觉竞与《诗经·大雅》中的“堇荼如饴”不谋而合。
堇荼是一种苦菜，与眼前这些生机勃勃的野菜，也许只是名字上的区别。它们都是源自大自然的救物主，饥荒时可用来饱腹，锦衣玉食时被用来识别新鲜。当一些走过的日子蓦然在某个时间点交集相遇时，就连甘与苦都像是对调了位置。
此时，我与妈妈悠闲地坐在地埂边上。过路的邻居递来一串葡萄，色泽诱人，我接过来，才想送到妈妈嘴边，忽然想起，妈妈是不能吃这东西的，马上又缩了回来。妈妈说：“你赶紧吃吧。”甜甜蜜蜜的汁液欢快地在我的舌尖上滑动，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对甜极度渴望的童年。是的，如今的甜蜜唾手可得。而眼前这些田野里的玉米秆子，却让我嘴里的甜蜜沾上了一些苦涩。
去年秋天，妈妈迅速消瘦九斤。她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在长秋膘的时节，能躲过核桃、板栗和月饼们重重贴上来的高热量，真是不容易。秋天过去，妈妈已经瘦得连双下巴都不见踪影了。我开始着急起来，带着她去医院检查身体，血糖居高。连测数日，医生几乎可以判定妈妈得了糖尿病。
我不相信，妈妈也不相信。她对于每一次测量过后的数据都找一些借口，昨天怪吃了酒，前天怪吃了红糖鸡蛋。后来，但凡能对血糖有影响的食物都忌了，谨遵医嘱，再去检查，结果是相似的。我们开始对糖极度警惕起来。一些糖分含量较高的水果像是成了家里的敌人一样，被抛弃，被仇恨。
寻医，问药。辅助一些西医的药品，甚至还加入了民间的土法，终于把体重稳住了。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就看见瘦小的妈妈嵌陷在沙发里，睁着两只大眼睛像个孩子一样探询我今天的忙闲和心情。其中一只眼睛的黑眼球上已经蒙上一层雾了，医生说那是白内障，得等再严重一些做手术的效果才好。
晚饭后我泡了一壶茶。妈妈是爱喝茶的，我记得她年轻时常常喜欢在茶叶里放一块红糖。现在，谈糖色惧。民间给这种病取了个名字叫“富贵病”。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糖都吃不上，怎么会有人患上这种奢侈的病呢？居然尿糖了。我的妈妈，那些年在月子里都吃不上糖的我的妈妈！
我记得有一次，妈妈和奶奶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的争吵。双方火气都很大，互相埋怨对方把几斤红糖藏到哪儿了。她们甚至都发了誓，说绝不可能偷偷藏到娘家去。那些红糖在好些年之后现身了，它们放在顶楼的一个小矮柜里，已经与柜子里的绵纸融为一体了。要知道，那些稀有的绵纸是留给爷爷的后事之用。长年咳嗽的爷爷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在他七十三岁那一年，丢下我们走了。爸爸想起了那一柜子的绵纸，打开，便成了一柜子面容模糊的心痛。
许多年后，她们都还在惋惜。妈妈得理不饶人，埋怨奶奶，说她在坐月子期间都没得吃几口红糖水。奶奶埋怨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害家里白丢了多少钱。那时候，村子里的人都吃不上糖，家里有月子婆了，要去大队上打个证明，花上一块五毛钱，才有三斤红糖的供应。村子里的人为了得到点金贵的糖，想了许多办法。关于这些，我已经颇有些印象了。
在秋天收玉米的时候，镰刀挥过的玉米秆子留下好长一截立在土地上。我和小伙伴去找猪草，砍下一根玉米秆子，尝尝味道。遇上甜的，用牙齿剥开皮，像吃甘蔗一样，一根根吃完。一不小心，嘴巴皮也会被割破出血，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对甜的渴望。吐一堆渣子在脚下，吃下一肚子甜蜜，再背起小箩箩继续找猪草。我们最快乐的事就是在哪里能遇见一窝窝绿油油的嫩猪草，镰刀一挥，像刚吃过糖一样安逸。
收割完玉米，村子里的婆婆们把玉米秆子收了回去，用清水洗净，用铡刀把它们铡细碎了，又放进碓臼里舂，汁汁液液就舀在桶里，放进一口大黑锅里，煮啊煮，然后用纱布过滤。经过一道道工序后，剩下些混浊的液体了，再用文火慢慢熬制，一些淡薄的糖稀就成了。红褐色的黏液，它们被称作“糖”。女主人把它们装进一只土罐子里，密封，待家里有了用场时再拿出来。
因为工序麻烦，所得甚少，村子里只有少数几个勤劳的主妇愿意下此苦力。有时，村子里的娃儿被狗咬了，需要煮个糖水鸡蛋补血、压惊，就要端着小碗去讨点糖稀。我吃过那种糖，淡淡的甜味，总是让人意犹未尽，还不如我和小伙伴们去田野里砍根甜玉米秆子嚼痛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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