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天津·津渡”丛书之《沽水升乡愁》，用文学解码天津的前世今生，一书纵览文学里的天津。
深度解析作家冯骥才、蒋子龙、林希、龙一、王松等天津作家的经典作品。
收录《神鞭》《潜伏》《乔厂长上任记》《十城记》《三寸金莲》《烟火》《暖夏》《天津闲人》等十余部津味小说代表作。
01 晚清的黄昏 怪影重重
学界有一种观点，晚清天津是近代中国的缩影，这是有历史事实依据的。
国内最早以长篇小说形式表现晚清历史的，是已故天津作家、学者鲍昌先生。
1949年，随解放大军进城的鲍昌，刚满十九岁。他不属于“泥腿子”乡土干部，而是饱读诗书、才华卓异的年轻知识分子。后来他遭遇不公平待遇，赴农村改造。即使境遇艰难，鲍昌依然雄心勃勃，立下宏愿，写出多卷本的历史长篇小说《庚子风云》。1978年复出后，他曾以《芨芨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任天津师范学院（今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不久，他接到一纸调令，赴北京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庚子风云》的写作是最让他牵肠挂肚的事。全书原计划两百万言，于1990年完成，惜乎鲍昌调任北京不足四年，全书仅出版了前两部，刚进入第三部的写作时，他却不幸患癌。1989年2月，他抱憾辞世，享年五十九岁。我甚至想，命中注定，“水土不服”的鲍昌，或许不该离开被他视为家乡的天津。
从已出版的《庚子风云》第一部、第二部看，全书气势恢宏、波澜壮阔、人物繁多、场景浩瀚、叙事飞扬、议论精辟，具有史诗架构和风采。天津是义和团的发祥地之一，其前因与后果，起始与结局，在书中得到了全方位、多视角的呈现。
天津晚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和市井气象，在鲍昌浓墨重彩的笔触下栩栩如生，颇有几分《清明上河图》的味道。
义和团运动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学界一直争议不断，鲍昌更关心的是其中有着怎样的启迪意义，他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大悲剧，是火与剑的哀歌，血和泪的碑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年轻人，应当温习这一段历史”。
天津是个民风独特的城市，此乃共识。不过，这个说法有些笼统，可套用于对任何一座城市的表述。有比较方有鉴别，其前提必须是各具特色、规模相当的两座城市。
张中行先生曾在《津沽旧事》一文中，以亲身经历，谈起对京津两座城市的印象，他认为“北京年老，文苑气浓一些”“天津
年轻，市井气浓一些”。两“气”相交，不同是显见的，却不宜刻意区分高下。世界上没有哪两座城市一模一样，大概率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具体到所谓的“文苑气”和“市井气”，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皆应顾及。
自元代开始，北京便是首都，历史悠久，资源优厚，名流云集，精英荟萃，底蕴如此深厚，“文苑气”想不浓都不行。天津源于“三岔沽”，人们沿河而居，渔人、船户、盐民、士兵，是早期天津的主要居民，经数百年繁衍生息，形成了水旱码头特有的民风，天津生活气、市井气浓一些，也很正常。
往往，学者聚焦的是正史和精英，作家关注的是野史和平民。冯骥才的小说视角，就是从老天津浓浓的“市井百态”切入的。
基于对地域文化的好奇和积累，冯骥才常常把目光投向晚清。这是大清帝国的黄昏时分，诡谲多变，坍塌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冯骥才很早就开始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和症结，他注意到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与神秘的“阴阳八卦”现象，并将此梳理、归纳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种隐喻符号，分别指向文化的劣根性、人性的自束与精神的内闭，并将此具象化为故事与人物，植入小说文本。
汉族男人蓄辫，是清代独有的现象。比起汉族女人缠足，汉族男人蓄辫的年代并不久远，在当时怪异反常，必然会历经一番抵触和动荡。
只在脑后留铜钱大小的一缕头发，编成细辫子，细到能穿过铜钱孔洞，俗称“金钱鼠尾”。后来，允许辫子可以粗一些，变成“猪尾巴”，再变成“牛尾巴”。变来变去，总离不开牲畜尾巴的形状，稀疏且有碍观瞻。这还在其次，关键是必须剃发，否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神鞭》是冯骥才“怪世奇谈”系列的第一部。小说的定场诗“古非今兮今非古，今亦古兮古亦今”，一上来就为“怪世”定了调。在清代晚期，男人蓄辫已习以为常。限于卫生条件，辫子很难及时清洗打理，男人本来就活得粗糙，辫子脏兮兮、臭烘烘是常态，外形近乎丑陋。冯骥才却能反其道而行之，化腐朽为神奇，变“奇葩”为经典，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嘉庆年间的一次皇会中，卖豆腐的小贩傻二登场了。引人好奇的是，他“头上盘着一条少见的粗黑油亮的大辫子，好像码头绞盘上的大缆绳”，并以祖传的一百。八式“辫子功”，常常出头为弱者打抱不平。这“辫子功”出神入化，东洋武士佐藤自恃武艺高超，但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傻二的大黑辫子打得在木桩上连转两圈。接下来：
“他（东洋武士）忽然见傻二的辫子一甩，像棍子一样横在自己眼前，东洋武士见这机会绝好，出手抓辫，指尖将将沾上辫子，这辫子又变成链条在他手腕唰地缠了两道。跟着傻二来个狮子摆头，硬把东洋武士从木桩上甩起来……”
傻二连续打败流氓恶霸和日本武士，“神鞭”威名，享誉津门。有些店铺，甚至把一条辫子威风凛凛地挂在门口，镇宅避邪。面对各方势力的暗算，书画家金子仙提醒傻二，“洋人想偷神鞭，意在夺我国民之精神……你该视为国宝，加倍爱惜”。傻二顿觉责任重大，“好像脑袋后面拖着的不是辫子，而是整个儿大清江山那么庄严，那么博大，那么沉重”。这种联军的洋枪洋炮，自然不堪一击。傻二躲过死劫后方才醒悟，最后剪掉辫子，转而成为北伐军中的神枪手。
“神鞭”的故事，发生在一段愚昧、病态的历史时期，预示只有革除积弊，摆脱重负，适应变化，活着才有希望，这是小说的要义所在，也是一座城市在历史变迁中不断自我革新的隐喻。
此外，“玻璃花”的形象也值得玩味。天津是水旱码头，受漕运水手和船工中青帮的影响，总有一批好勇斗狠的恶棍欺行霸市。“混星子”现象是天津卫市井生活中的“怪胎”，这类形象不仅在冯骥才的小说中常常出现，在天津作家鲍昌、林希、肖克凡、王松的部分小说以及天津艺人郭德纲的某些相声中，也多有涉及。“混星子”不靠与对方互殴取胜，而是通过自残比狠，以获得“强势”地位。他们曾以“锅伙”的形式出现，最初也反清，属于哥老会分支，后来改变作风，以租借房屋为据点，故意招灾引祸，让对方暴打自己，只要皮肉能撑住，落个肢体伤残，便可获得霸凌一方的豪横资格。《辛丑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了解其害，四处捉拿“锅伙”，逮住便处死，这类现象随之销声匿迹。
《三寸金莲》是“怪世奇谈”系列小说的第二部。小说直指中国传统习俗的幽暗处，撕开了折磨中国女性身心长达几千年的伤口。
女子缠足始于哪个朝代？学界观点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此陋习至少延续了上千年。奇怪的是，这种现象在漫长历史中一路绿灯，畅行无阻，最先遇到麻烦，却是在清代。从清太宗皇太极开始，禁止妇女缠足与强推男子剃发，两策并举，意在用满族习俗同化汉人习俗。顺治十七年（1660），清政府明令，抗旨缠足者，其夫或父杖八十，流放偏远地区，却终难奏效。直至康熙年间，清政府见汉族女子缠足对其统治利大于弊，也就不再禁止。
冯骥才感兴趣的并非史实考证。他是千疮百孔的封建社会病灶的诊断者。小说中的香莲，奶奶对她百般疼爱，七岁那年给她裹小脚时，却如凶神恶煞。裹脚用的工具，居然是“炕桌、凳子、菜刀、剪子、矶罐、水壶、棉花、烂布，浆好的裹脚条子，卷成卷儿放在桌上，紧挨着几根大针，近乎刑具，看着恐怖”。裹脚过程，心狠手快，惨不忍睹。当香莲明白了缠足的“好处”后，竟主动配合，裹住了一双绝世小脚，日后嫁了人，还一次一次参加赛脚大会，享受了大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小说内核是荒诞离奇的，但故事的历史背景和人物生活细节，却是用细腻、逼真的现实主义手法写就的，描金贴丝般勾勒出一幅天津风俗画。
冯骥才在《三寸金莲》中采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章回体，行文仿似说书人娓娓道来，尽管这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语言上却有轻松悦动之感，颇具天津独特的曲艺风味。小说发表后，或褒或贬，争议强烈，冯骥才本来也不期待一片喝彩，遂泰然处之，但读罢朋友楚庄写的一首小诗，“裨海钩沉君亦难，正经一本说金莲，百年史事惊回首，缠放放缠缠放缠”，竟生知遇之感，几至落泪。
《神鞭》《三寸金莲》一经问世，各种转载总数何止千百，译成外文亦超过二十种，《神鞭》更是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成为文艺领域的“津味”代表作。冯骥才也凭此类力作，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思潮遥相呼应，成为最早以“津派小说”享誉中国文坛的天津作家。
写《神鞭》时，冯骥才四十岁出头，正值盛年，笔墨近乎炉火纯青。如今年逾八十岁，笔力不减当年。他坦言，从小到老，在天津生活，心里踏实，精气神儿足，“我和这个城市的人们浑然一体。我和他们气息相投，互相心领神会，有时甚至不需要语言交流”。
冯骥才的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集五十八篇心血之作，借鉴了唐传奇的笔记体小说写法。小说素材大多源于津门流传的各类民间传说，有“三言二拍”的笔意与妙趣。细节写实，部分玄幻。人物俗与雅、奇与趣、闲与哏，相得益彰。其语言简约，半文半白，“津味”浓郁，视角刁钻。小说氛围的渲染、细节的夸张，都服务于笔记小说的内在张力。
老树新枝，再度醒目。此书荣获鲁迅文学奖，也是中国文坛的一桩美谈。
自序 文学的乡愁
01 晚清的黄昏 怪影重重
02 城市写意 从清末到民国
03 浮世绘 民国众生相
04 家族叙事 白雪与红尘
05 五大道的岁月镜像
06 不再尘封的红色记忆
07 风景延伸 改革年代的文学
08 津津有味 永远的乡愁
后记
